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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善学，战中成才；敢于自责，勇当大任，质朴谦逊，敦厚宽和；运筹自如，智勇兼备。
徐向前(1901~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共和国元帅，军事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了北伐，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受命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1932年底开创川陕根据地。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出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职。
1、离乡南下投考黄埔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中。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主要是干捡粪、拾柴、挖野菜之类力所能及的事。边参加劳动边跟父亲识字、练字。十岁入私塾正式读书。两年后升入高小，该学校新思想比较浓厚，开设了算术、英语、历史、理化等较先进的学科。学生过寄宿生活，课余学生们听老师讲授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救国救民的道理。这段时间对徐向前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徐向前被迫辍学，回家参加劳动，以减轻父母的负担。
徐向前已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他设法寻求既能赚钱糊口，又有书读的职业。后来经亲友介绍终于找到了到书店当学徒的差事。说是学徒，其实是卖苦力，干一些烧水、做饭、劈柴、磨面甚至还要给东家倒尿壶的活儿，辛辛苦苦干一年才三块大洋。工作虽苦，但有不花钱的书看，这是最大的安慰。年轻的徐向前不安于现状，1919年当他听说山西省立师范招官费生时，立即前去投考并被录取。在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此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师生们思想活跃，产生一批革命活动家。徐向前在这里受到了民主革命的深刻影响。毕业之后，他被介绍到阳曲县教小学。每月给十块银元的薪水。徐向前在此干了一个学期，正当他总结经验准备进一步搞好下一学期的教学时，却被不明不白地解雇了。失业回家后，他又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小学找到了教书的差事。由于徐向前给学生讲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五·四”运动等内容受到校长的干预，徐向前与校长发生争吵，校长就借故把他辞退了。
1924年，南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进入高潮。孙中山先生筹建黄埔军校，在全国招生，向往革命，谋求出路的徐向前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远离家乡，先去上海参加初试，通过之后，又到广州参加复试。这个远方来的青年终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初任排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后来又在一个团当团副。1927年3月，在蒋介石即将兴起砍向共产党人的屠刀时，徐向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徐向前奉党中央之命，在广州参加了武装暴动，负责率领工人赤卫队，当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他率领这支队伍手持木棒和菜刀参加了战斗。起义失败之后，徐向关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起义的队伍撤出广州，经花县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从此开始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2、奋战华中壮大红军
1929年，徐向前奉命到大别山区组织武装斗争。鄂豫皖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发生过多起武装暴动，由于种种原因，武装斗争都失败了，但却为党保留了武装斗争的种子。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鄂东北地区，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此时师长已牺牲。该师编制为四个团，但实际上兵力不足一个营。徐向前到部队之后，就赶上了反动军队的频繁进攻，徐向前在率领这不足一个营的时间里，不仅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影响，而且壮大了队伍。
在鄂豫皖地区，徐向前担任的是军事主官，负责军事指挥，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打赢战争的基础上，利用当教员养成的善于总结经验的良好习惯，提出了游击战术六条原则：①集中作战，分散游击；②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③敌情不明，不与作战；④敌进我退，敌退我进；⑤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⑥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⑦敌人如有坚固的工事，不与作战。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率领鄂东北根据地的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红军队伍也不断壮大。
1930年，鄂豫皖地区的三个红军师合编为红一军，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他率师出击平汉路，在郑家店采取引蛇出洞之计，一举消灭敌人一千二百余人，歼敌一个整团。1930年11月，徐向前率部远程奔袭新洲，歼敌一个旅，之后，又夜袭金家寨，歼敌千余人，缴获枪支千余件。
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后，徐向前任参谋长。他不喜欢出头露面，更不愿张扬自己，从来都是扎扎实实地做事，而且尽一切可能把事情作好。对每一件复杂的事情，他经过反复琢磨，总要想出两三种解决办法，当一种办法行不通时，立即改用另一种办法，这样，他处理问题总是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他善于团结同志，尊重上级和同级，关心下级。遇到不同的意见，总要设法发现对方意见的积极、可取之处。
部队合编之后，战斗力有了增强，在夜袭李家集车站的战斗中，全歼敌人一个旅，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在双桥镇战斗中，毙敌千余，俘筹五千人，缴枪六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十多门，并从俘虏的敌人师长那里得到军装十万套和大量银元。
张国焘到达根据地后，大搞“肃反”活动，搞掉了鄂豫皖红军连以上干部二千五百多人，团以上干部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遭逮捕、被杀。在“肃反”中，连徐向前的妻子也被杀掉了。“肃反”的扩大化，严重摧残了红军的力量。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刚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迎来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徐向前提出了“围点打援”等战术，连打四个战役。第一个是黄安战役，歼敌万余，缴枪七千余支；第二个是商演战役，歼敌四千多人；第三个是苏家埠大捷，歼敌三万余；第四个是潢川光山战役，歼敌八个团，缴枪七千余支。
在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张国焘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被葬送掉了。
1932年10月，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率部转移，原来已经发展到四万余人的队伍，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只剩下二万多人。这支疲惫饥饿的队伍，面对的是国民党十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徐向前率部历尽千辛万苦，行程三千余里，战斗数百次。到1933年初，在川陕边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徐向前在这里抓了三个月的大练兵，然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歼敌二万，缴枪一万二千件，还缴获了敌人的兵工厂，造市厂，被服厂等全套设备。他利用这些缴获的武器，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六路围攻之中，蒋军出动二十万兵力，而徐部仅有六万人。经过十个月的战斗，歼敌八万多，仅最后二个月，就缴获枪支二万多支，火炮一百多门。这是红军时期缴获武器最多的战役之一。
3、西渡黄河欲血奋战
1935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长征。六月，与中央红军的在懋功会师。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见中央红军人数远不及四方面军多，就生出野心，想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率部南下另搞一套。徐向前受命向毛泽东汇报张国焘的南下意见，毛泽东坚决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能改变。”徐向前表示赞同中央的决定。
两军会师之后，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张国焘，总参谋长是刘伯承。徐向前是前敌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参谋长是叶剑英。八月，中央军事工作会议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左路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徐向前忠实执行中央的决定，率右路军一路向北。而左路军却迟迟不前。毛泽东等发电指示张国焘率部北上。徐向前、陈昌浩都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可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立即电令陈昌浩，要他转告党中央，他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叶剑英收到电报后立即拿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议之后，决定立即脱离险境，能带到多少人马算多少，当夜率一、三军团开走，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长也不辞而别。毛泽东离开的那天晚上，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毛泽东见徐向前态度如此，只说了声让早点休息，然后告辞而去。后来，徐向前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南下了。
张国焘搞分裂活动亦步亦趋，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红四方面军再次决定北上。1936年8月，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宁会师。
会师之后，中央决定，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徐向前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于1936年11月率部西征。这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部队，人烟稀少。他们面对的是数倍于已的凶残至极的马氏匪兵。敌人装备精良，善于骑射。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歼敌两万五千人，给敌人造成极大损失，但西路军也基本上被打光了。
西路军彻底失败之后，政委陈昌浩决定回去。“同中央斗争去！”但徐向前却说：“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到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可是，他拗不过陈昌浩，只好服从了，“不堪回首”之悔。他说：“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徐向前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4、深入敌后指挥抗日
全国规模的抗战暴发之后，徐向前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他随周恩来分别作过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统战工作。不久即转入太行山区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参与指挥了反九路围攻的战役。
1938年4月，徐向前奉命率部分八路军赶冀南创立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京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无山可依，无林可躲。对于打惯了山地游击战争的我军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必须根据环境特点，发挥创造力，才能找到生存的办法。徐向前创造出依靠人民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争的新思想。通俗地说，即是在平原地区创造“人山”。根据这一原则，指导部队，打日本和清除汉奸同时并举，争取立场不坚定的杂牌军和收编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进行。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经过五个多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解放县城二十座，消灭日伪军近万人，在五十一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出东起运河，西至平汉，北到滹沱河，南至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平原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创立后不久，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和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率领根据地军民战胜国民党的磨擦，打退了日本人的扫荡，巩固了这片根据地。
1939年5月，徐向前和朱瑞奉命东进，到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将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正式编为八路军一纵，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从1939年6月起，徐向前与一纵队的同志共同组织了粉碎日军“扫荡”的战役，时间持续一年多，大小战争两千余起，毙伤俘虏日军两万余名，歼来伪军两万五千余名。
1940年夏，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开会，在延安期间因被马踢伤治疗了半年多。伤愈之后奉命留在延安工作。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副司令，之后又却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按徐向前的意愿，还是想去前方打仗，但党中央决定他办教育时，他还是愉快地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
5、解放山西带病征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此时，徐向前刚则出院，身体尚处在恢复之中。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徐向前坚决要求上战场参加解放战争。在他的要求下，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前去赴任。他带病指挥了山西境内的几次大的攻城战役。
在解放运城的战役中，为了确保战则必胜，他果断地平息了起义将领高树勋部上层反动军官的叛变。然后，打了运城，一举歼敌万余名。
解放运城之后，徐向前经常吐血，他强支病体，部署并指挥了临汾战役。临汾战役持续七十二天，歼敌两万四千人。攻下临汾之后，整个晋南地区获得了解放，并造成直接进逼晋中，威胁太原之势。
在晋中战役中，徐向前集中主力，先下张兰镇，扼住晋中要地，再下北营，歼敌一万七千人。部队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继续前进，将敌人主力紧紧包围。此时，徐向前已经病倒，他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晋中战役，我军获全胜，歼敌七万余，仅火炮就缴获三千七百多门。解放了十四座县城。太原城已在我军包围之中。
在太原战役中，徐向前病情加重，他的肋膜两闪出水，胸背疼痛难忍。他请求彭德怀指挥太原战役，但他要等攻下太原之后再去治病。在我军横渡千里长江之际，太原战役终于打响。解放军发起总攻后，仅用数小时就拿下了太原。徐向前见到自己家乡的省城获得解放，非常高兴，之后，经组织决定，徐向前到青岛治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徐向前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长等职。他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积极工作。徐向前忠于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一度遭受迫害，被送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1969年夏，受毛泽东委托，参与陈毅主持下的国际形势研究。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自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后因年事已高而休息，但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安定团结与繁荣富强。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他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发表多种军事论著，主要著作已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1984年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年表
徐向前原名象谦，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
1919年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
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
1926年11月，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
1927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撤出广州后转到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的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9年11月总结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的经验，与党代表戴克敏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
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
1931年初，任第四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任第四军军长，与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在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
1931年11月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半年中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二万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他指挥部队历尽艰辛，开辟川陕苏区。
1933年2月起，连续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抗击国民党军30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35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
1935年6月，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打开进军甘南的通道。
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第四方面军南下后，和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
1936年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静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西路军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黄)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7年6月到达延安，8月出席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同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年4月率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
1939年6月奉八路军总部令，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1940年6月离开山东，年底回延安。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3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1948年3月至5月，指挥临汾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城。
1948年6至7月指挥晋中战役。
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64年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掌管民兵工作。
1965年12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9年夏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的建议。
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从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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