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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医学领域，在我国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有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攻读多学科知识，不断探索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论，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新的跨越，创造了不凡的业绩。他承担了包括国家“七五”—“十五”重大科技攻关在内的40余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999年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规划项目(973)，任首席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在中医药现代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研究上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20余年来，张伯礼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8项，授权专利16项，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70余名，在中医药现化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张伯礼教授。
张伯礼今年54岁，现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和心脑血管病的临床和医疗工作。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天津市自然科学领域中医诊断学授衔专家、劳动模范、跨世纪人才等称号。
 | | 张伯礼教授 |
北方网专稿：上午7：30分，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玉泉路天津中医学院的保康医院。在张伯礼的专家门诊室外，已经有40余位病人在排队等候治疗，他们大多是清晨四点多钟来此排队挂号，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地病人；再看诊室内，张伯礼的诊疗桌上已经摞起了一堆病例本，他正在全神贯注地为病人诊脉、压舌、询问、开方……
 | | 诊脉、压舌，张伯礼教授的中医诊疗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 |
在门诊外的走廊里，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张伯礼的病人——王大爷，他感慨万分地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求医经历。王大爷去年5月得了脑梗塞，几乎落得半身瘫痪，先后辗转北京等大医院住院治疗均不见起色，今年三月回到天津接受张伯礼的中医治疗，每次看病张伯礼都会根据王大爷的病情，仔细调整前一次的中药方剂和配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经张伯礼５个月的治疗，王大爷现在症状基本消失，精神烁健，步履轻盈，举手投足神轻气爽。
 | | 举手投足、神轻气爽的王大爷对张伯礼赞不绝口 |
听到王大爷在与记者谈张伯礼教授，72岁的徐光彻老人主动走上前，他手里拿着一张6月10日的心电图纸告诉记者：“这是我最近刚做的心电图，所有的指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张院长的医道就是好，用中药医治好了我的病。”徐大爷四年前患有脑鸣，脑萎缩、脑动脉硬化，脑缺氧，CT显示大脑有明显的病灶区，四年来徐大爷认定了张伯礼，风雨无阻地前来接受治疗，现在大脑病灶消失，心电图正常，身体基本康复。徐大爷逢人便夸张伯礼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 | “这是我最近刚做的心电图，所有的指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
在这里，记者还听到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名家属带着危重病人流着泪找到张伯礼说：“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诊断是肺癌，花了两万多元，也没见好，请您尽可能延缓病情，减轻痛苦吧。”张伯礼看了看病人的症状主要是消瘦，咳嗽，而且是剧烈的呛咳，但肺TC支气管镜和痰培养均未发现异常，他详细询问了病人的发病经过及用药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药物造成的干咳，属于诊断有误。病人由于精神压力大，食欲减退而消瘦。他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让病人停服了原来的药。几天后病人果然不再咳嗽，半个月后，病人慢慢地康复了，家属非常感激。
吉林省一个离休老干部，当地诊断为冠心病，心功能不全，转了几个省市大医院，花了几万元钱也没治好病。他慕名来到天津找到张伯礼，张伯礼倾听了病人的叙述，又做了认真检查，发现病人没有器质性病变，属更年期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经辩证治疗，几天后痊愈了。病人感激地给天津中医学院党委写信：“张伯礼是人民真正的好医生”。
由于他的名望和医术，前来他门下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为能挂到张伯礼的门诊号，病人经常要在夜里二、三点钟排队挂号。为了对患者负责，身兼数职的张伯礼，无论多忙，坚持每周三次门诊，挂号不少于40个号，从不误诊。 张伯礼对病人一视同仁，好几次他的老丈人看病，也照样排队等候到很晚。他对病人不仅医病，而且医心。他所治疗的病人多数是患心血管疾病的偏瘫、行动不便的危重病号，病人思想负担重，他总是耐心开导，话语诙谐、幽默，总能使神情紧张的病人笑容满面，放松紧张的心情，增强治疗的信心。病人们常讲，找张大夫看病是三分治病七分医心，每看一次病心情先好了一大半，因此，患者称张伯礼教授是病人的贴心人。他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热情、周到、不吃请，不收礼，不开大处方，不开名贵药，二十多年如一日，受到患者一致赞誉。
张伯礼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是怎样得来的呢？让我们寻觅张伯礼20多年来走过中医药研究生涯。
20余年求学路 梅花香自苦寒来
1968年，张伯礼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基层从事医疗工作。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困境，也体验到了中医药学的卓越疗效，便偷偷地开始了自学中医，在农民废弃的土房里，油毡堵窗，苇席做门，建成了他的书房，夏日酷热，冬天严寒，他白天临床，下班后，苦读到深夜。这样坚持了五年后，又参加了两年制天津市脱产西医学习中医班。197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中医药研究生涯。
古老的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临床疗效卓著，有着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现代医学的发展，也使传统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以种种偏见将中医中药拒之门外，并嘲笑说：“你们的中医有理论吗？”国内的医学界也流传着这样两种观念，一种认为“中医中药还是原汁原味的好，保持传统秘方，用不着搞现代理论研究”，另一种则认为传统的中医理论，是披着哲学外衣的玄学，已被历代文人增添了许多文学色彩，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主张“废医存药”；废掉中医理论，保留中药的精华。面对如何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医药学的现实问题，张伯礼以一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境界和敏锐的思维，意识到肩负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他通过学习大量的中医基础理论，广泛涉猎各科知识，他认识到：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
参加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
张伯礼凭借多年对中西医结合的学科优势和创新思维，抓住了现代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大胆地进行科学提炼和探索。用现代医学手段对传统中医药的复杂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设计，找出传统中医药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带领该学科领域，从传统中医的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他做为执行负责人，承担了科技部《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的目的、任务和目标，并具体规划了基础、临床重点方向的需求和研究任务，研究结果被多个部委采用；成为国家自然基金委《中医药几个关键问题现代研究》重大计划起草者和答辩人。在国家中医局领导下主持起草了《中医基础研究纲要》、《中医药临床研究纲要》等文件，并参加了国家计委《中药现代化产业行动》的文件起草和评审工作。在现代中医学界具有较高的声望和代表性。
中医诊断现代化研究成果突出
张伯礼凭借多年丰富的临床实践和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从中医现代化的基础研究着手，把古老中医的传统诊断方法，用现代医学手段和方法加以验证。“舌诊”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种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但是，这种诊断方法存在着没有系统的文献资料，健康人本底不清，缺乏基本生理参数和检测仪器等问题。他组织了多学科科研队伍，进行了《舌诊客观化系统研究》，建立了计算机舌诊文献库及检索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人群舌象调查，开展舌诊生理基础参数及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舌象色度学研究；进行了舌色定量测定技术及仪器研制，标划了常见舌象在国际色度困区域；创建了舌红外热像检查技术和定标装置，研制了舌津测定仪等系列仪器，进行了多中心、多病种舌像动态观察研究。1995年，他主持的《舌诊客观化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此基础上，张伯礼又开展了中医症候标准化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近万名健康人群的亚健康状态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症候标准研究，建立了中医症候本底数据库，进行了症候诊断规范化、标准化研究，为实现中医现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药现代化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传统中药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要运用现代医学药物化学知识与实验手段，阐明中草药中有效物质的化学结构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合理有效的质量标准与检验方法，改进中药制剂及制备工艺。以获得毒性低、疗效高的新药，这也是发展我国中医药工业，加速新药开发研制的主要途径。
张伯礼与国内中医学界的专家一道在对“君臣左使，兴味归经，气机升降，配伍配比”的传统中医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君、臣、左、使”的法则，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依靠现代药效学的微量模型与分析化学微量检测手段，对中医组方进行复方研究。一个简单的复方可能有几百种化学成分。在众多的化学成分中，那些是活性成分，它们的作用靶点与作用原理是什么？在制备过程中又发生哪些变化？提炼了一系列复杂，而又非常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提出了以中药有效组分配伍的新思路，以中药饮片的“配伍配比“为突破点，明确了适合于现代中药的最佳配伍比例，突破了千百年来凭经验组方的局限，为研制现代中药探索出一套科学方法和研究模式。回答了自古至今中药为什么能治病的科学问题。中药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科院院长周光昭的高度评价：“你们的研究课题是重大课题，通过现在的研究，具备了创新性”。
1997年，张伯礼主持参与的《中药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课题，在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中，一举中标，成为中医领域唯一的“973”重点研究项目，得到了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和重点资助。
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张伯礼在中药的安全使用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细心的张伯礼发现，关木通以及龙胆泻肝丸会损害肾脏，甚至造成肾衰，这是用药安全与否的一件大事。他以强烈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自筹经费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做了本草学的考证，进行了动物实验和临床的前瞻性研究，得出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古代用的“白木通”，民国以后误用“关木通”替代，龙胆泻肝丸中含有“关木通”。在美国由于“关木通”的副作用，加州要求所有中药上都写“可能引起肾功能不全”。美国已停止进口70多种含“关木通”的中药，造成了封杀中药的恶劣影响。在这项研究中，张伯礼提供的数据证实，“关木通”确实有肾脏毒性，并探讨了发生毒性的的机理，提出了纠正的对策。张伯礼两次给国家药典委致函，建议对“关木通”有关内容进行药物进行限制使用。张伯礼的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2000年天津市科技进步奖，2001年9月，还应邀参加了全球植物药高级论坛。令人心痛的是，国内生产龙胆泻肝丸的药厂并没有停止使用“关木通”，药店也还在出售含有“关木通”龙胆泻肝丸，服用此药而患尿毒症的患者却验证了张伯礼几年前的研究。
开拓了中医工程研究和产学研结合的新领域
张伯礼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较早开展了中医工程学研究。在九十年代初，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医工程研究所，开展了磁疗规范化、体表经穴信息采集等研究工作。进行了磁疗规范化和生物物理基础研究，提出磁场生物效应存在着量效关系和最佳磁场强度阈值的假说，并进行了系统的实验和临床验证。首次建立了血沉曲线检测分析方法，扩大了血沉检测范围和灵敏度，研制了两种检测仪器，取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由他主持的《血沉曲线检测分析方法及仪器研制》项目，获国家科技发明四等奖。
张伯礼在研制开发《经血治疗仪》、《冲击治疗仪》等多种中医治疗仪器和“复方丹参滴丸”等多种新药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市场化运作方式，组建包括生物学、化学、数学、信息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科研军团，进行跨学科协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大胆探索“科研选题面向市场，科研成果迅速转化，效益直接投入于科研”的方法。尝试科研开发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一方面，对科研人员明确权利、责任、义务，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管理模式；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加强与相关医药企业的密切合作，帮助企业建立研发体系，共同创建产、学、研结合的良好环境，促进了天津市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的发展。
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带出了一个学术梯队
张伯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型的专家。他身兼数职担当着学者、医生、科研工作者等多重角色。在他为人正直、待人谦虚和蔼，极其普通平和的外表下，透着学者的睿智，医生的仁爱，科技工作者的坚毅执着，以及学科带头人的科学决策和统帅才能。张伯礼认为
出成果重要，出人才更重要，成果是靠人才来创造的。张伯礼言传身教，注重人才培养，他培养的毕业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究生38名，正在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32名，带出了一个学术梯队。
一般研究生在学期间仅做一个实验，而张伯礼带的研究生一般要完成3个实验，最多的达7个实验，让他们增加实验的机会，并要求学生独立进行课题设计和处理数据。他常说“白纸黑字，要经得起别人检验和推敲，一点不能马虎”。他以身作则，帮助学生修改论文一丝不苟。一名学生刚上一年级时，写论文急得抹眼泪，经过两年的实践，在张伯礼手把手的教导下，经过多写、多练，完成了6个课题，水平提高了一大截，现在写论文就自如了，已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提高五个能力，培养综合素质。这是张伯礼培养学生的又一条经验。他注重医德和科学精神教育，重视对学生思维方式，获取知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张伯礼经常给学生出题目，让他们即席展开讨论，对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让学生参加，已毕业的研究生给新生讲课。张伯礼带的博士都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的课题项目研究，都获得了高级职称，其中3人获得得世川奖学金。5人考上了博士后，8人获得科技进步奖，成为本学科的学术骨干。
爱才惜才，不惜重金奖励。张伯礼非常爱惜人才，让学生在一些重大项目中挑大梁，一大批博士、硕士生在973项目串起了重大作用。对于表现好，成绩突出的自费生，学费给予补偿。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中药化学分析硕士，委托他培养，这个学生表现非常突出，在血清化学的指纹谱研究有创造性，张伯礼便为他补上了委培费。一位博士生自豪地说：“做张伯礼的学生，我们是三生有幸”。
张伯礼不愧为人民的好医生，作为著名的中医心血管病专家，他以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和精湛的医术，满腔热忱地为患者服务；作为学者、科研工作者，张伯礼勤奋学习和勇于探索创新，为中医药现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中医药行业的杰出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在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今天，张伯礼的成功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榜样的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
(图文北方网记者/刘雁军 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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