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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有两条新闻令人关注，一条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布，另一条是“五毒书记”张二江开审。这两条新闻出现在同一天，也许只是巧合，但联系起来看，令人深思。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出台的根本目的，我以为有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保证让优秀人才能够选拔、任用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二是遏制选拔、任用中的种种不轨行为，使违背标准的人不能混入各级领导班子。
从第二点来看，张二江的开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真反思的切入点。张二江的开审，当然只是个案，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个个案折射出来的现象，——我以为不妨称之为“张二江现象”。张二江的《下级学》，或可作为“张二江现象”的生动注脚。其实，“下级学”就是“上级学”，从本质上说就是“升官学”。那些违反党纪政纪一而再再而三得到提升，占据领导班子要位的人，恐怕都是精通从下级的角度去揣摩上级，并且以种种手段(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投上级所好，求得其青睐，从而得到提拔的。不过他们中的多数，只是烂熟于心，并不言传。张二江则总结成为“学说”，撰写成文，予以出版。因此，“张二江现象”并非个人现象，乃是违规谋取权力的代名词。
张二江的一再提拔，显然违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拿1995年的《暂行条例》来衡量，张二江也是不具备提拔资格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以为并不在《暂行条例》本身，而在执行中的扭曲。《条例》是静态的制度，执行人却是活动的，其思想也是可变化的。显然，张二江的“下级学”在运用中改变了或者说腐蚀执行者的思想和态度，使其官运亨通，一路春风。
此次审判，在涉及“卖官”部分时，张二江有句话应引起高度重视。对起诉书中提到的“卖官”行为，张二江予以否认，说干部的任用和选拔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是集体研究决定的，他只是执行而已。这当然是狡辩，因为公诉人出具的大量确凿事实表明，张二江早已将党的干部任用制度和选拔条件置之脑后，常常一个人拍板定案。《条例》成为一纸空文，根本不能实施，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张二江常常可以一个人拍板定案，那么提拔他的上司是不是也常常一个人拍板定案呢？我没有证据不敢妄言。但有一点无可争辩，就是张二江对乱提拔不负责任，他的上司对他的提拔也不负责任。这就使原有的《暂行条例》失去威力。也许正是针对这个原因，新《条例》才在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上，对选拔、任用的程序作出了逻辑极为严密的规定，并且对失察、失职行为作出了“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规定，——这是遏制“张二江现象”最有力的制度保证。
现在，张二江已经被押上了审判台，人们要问：是谁提拔了这个“五毒书记”？对提拔张二江的错误是不是该主动引咎辞职，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呢？如果不肯引咎辞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责令辞职”。这就是新《条例》的威力之所在，也预示着“张二江现象”将被遏制，——如果《条例》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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