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基塔·谢苗诺雄奇·里亚博夫是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时间长达65年的俄罗斯机要通信者前辈。下面就是他对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情况的回忆。
我是偶然进入克里姆林宫工作的。1935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警备局工作。不久当上了排长。目睹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阅兵式讲话录了三次，斯大林毫无怨言
1941年十月革命24周年红场阅兵式是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日子，斯大林发表了重要讲话。可是，拍摄纪录片时出了故障，没有录下音来。为了补录音，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搭建了红场列宁墓的模型，斯大林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警备局的人扮作参加阅兵式的官兵，还像在红场上一样高喊“乌拉”。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后来又在大克里姆林宫重复了一次。才算成功。
虽然重新拍摄了两遍。斯大林丝毫也没有不满的意思。因为这是技术故障。由于那是在围困的莫斯科举行的阅民式，斯大林的讲话就是动员令，所以必须让全国都看到和听到，以鼓舞士气。
给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所有信件与包裹都要经过驻守在克里姆林宫人口处塔楼的特别收发组之手。我们不拆信，但是包裹一定要拆开检查。送件人，必须出示身份证，还要留下住址和电话。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持假证件或者报假住址的人，也没有发现过危险品。
送给领导人的包裹里什么都有，有一次居然发现了蜂娜。它装在一个废鞋油盒中，不过这只是一场恶作剧。至于送蟑螂的人受到了什么惩罚，我们不知道。不许打听，这是纪律。
斯大林把核桃送给孤儿吃
给领导人的信件什么内容都有，有一名女士对阿列克谢·柯西金着了迷，常给柯西金写情书，我们照转不误。直到有一天来了命令：不要再收那名女士的信。我在克里姆林宫工作这么多年，除柯西金外，没有一个领导人有幸收到过情书。
给斯大林的礼物都要经过我的手。当时我已是特别收发组的组长。印象最深的是有人给斯大林送来四大口袋核桃。送核桃的是“共产党员以及非党人士”。我们先是仔细检查了所有的核桃。然后给斯大林的秘书打电话汇报情况。秘书要我们先保存好。后来斯大林下了命令，把核桃转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们。
送东西的人都真心诚意地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我们收割了一大堆拖鞋和棉靴。人们觉得上年纪的人，脚一定要注意保暖。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遇到的难处理的事，则要靠“九局”(警卫局)的人帮忙。俄罗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有一次带着妻子到红场散步。走着走着，也突然摘下帽子，在红场上大声叫喊。他要求我们放他进去见斯大林。我们告诉他斯大林不在，可是他还是没完没了地闹，于是我们就请来了“九局”的人。来了几名彬彬有礼的小伙子，请彼得罗夫坐上车去见斯大林，后者顺从地上了车，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斯大林让他改姓
彼得罗夫原来姓克劳泽。斯大林头一次听他唱歌是在卫国战争后。斯大林非常欣赏他的歌喉，对大剧院的院长说，你们有这么一位好歌手，可他用的却是德国姓。斯大林说，这不好，我们刚刚把德国人打败，请他改个姓。院长转达了斯大林的意思，但克劳泽并没有马上就改姓。三个月后，斯大林又去大剧院，从节目单上还是见到克劳泽这个德国姓，他马上传院长问话。此时，克劳泽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用了妻子的姓，改称彼得罗夫。这件事我是听克劳泽本人说的。
我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期间，所有的在人物都见过，不过都是在走廊里，敬完礼就走开，同他们没有直接打过交道。
斯大林死后，1954年2月，特别收发组归苏联内务部机要通信处管辖。为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服务的重任落到了机要通信二处头上。工作的确比原来轻松了些，但是又多了一项新任务。
原来，赫鲁晓夫非常喜欢搞内部招待会。每逢星期二举行招待会的日子，那些必须参加会的人就事先找好了各种借口，逃避参加。赫鲁晓夫发现参加招待会的人非常少，很生气，就追查某某人为什么没到。被查的人说没有接到通知。从此以后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发通知时，要有时间、地点及被通知人的签名。这样我们就有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只能尽心尽力地把每个人都通知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