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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受贿、贪污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张二江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并依法追缴其非法所得。
张二江今年48岁，山东寿光人，1988年9月至1997年1月任中共丹江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兼武当山旅游风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1997年1月任十堰市委常委、丹江口市委书记(副厅级)，1998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中共天门市委书记。
法庭查明，张二江在担任丹江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市委书记、天门市委书记期间，为他人工作调动、职务提升、承接工程等事由，索取或收受他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69万余元，美元4300元。同时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侵吞公款10万余元。
张二江在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时，经有关组织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同时具有退出全部赃款的酌定从轻情节，故依法做出以上判决。———新华社9月7日电
第一章山重水复
干部说假话不脸红？
刘正强站在屋檐下，眼前是连绵的小雨。这是2002年8月夏末的一个午后，青徽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正强努力在记忆中搜寻“过去的影子”。1988年9月至1997年1月，张二江担任丹江口市长兼武当山旅游风景管理局党委书记时，这个山村，就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他担任丹江口市委书记，这里依然是其“领导”范围，前后长达10多年。“青徽铺村256户947人。1998年，村里上报的农村经济总收入1590万元，当时，上级提出‘量化质化目标任务’。经济收入都是上边分下来的，到年终，要按分配的任务填报。说白了，就是胡编。”刘正强回忆，当时，就要把1只鸡说成4只鸡，甲鱼一只没有，就上报捕捞了几千斤，生猪出栏170头，上报650头。全村出外80多人，就上报打工收入480万元，全村有20%的农户连黑白电视机都买不起，却上报人均经济收入一万多元，“早就奔了小康”。“不报不行，上级领导这关根本过不了。村支书不完成任务，不让回家吃饭。”他说。
43岁的刘正强，1978年参军，1983年退伍，从1992年担任村支书，“最苦恼的事就是每年填报表”。最后，他干脆双手一摊，嘱咐村文书：“你愿意咋编就咋编吧。”当时，他也疑惑：“1958年那股浮夸风，咋就又回来了呢？”
而且，农民也逼问村干部：“为什么报那么多？”“你们干部是干啥吃的，说假话不脸红？”为此，刘正强经常无言以对。
1999年，张二江及其他市领导在经济发展数字、政绩上的“造假”东窗事发，一场规模浩大的“打假狂飙”席卷青徽铺。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从1998年的1590万元跌至1999年的330万元，此后，数字水份减少，2000年为380万元，2001年为420万元。“上头要搞政绩，搞假报表，群众还以为是我们想造假。我们是两头受气。”如今，刘正强种着1亩多地，养了1头猪，并且，还开了一个食杂店，每月有数百元的收入，一家人过着平淡而快乐的日子。
眼下，一条高速公路正延着屋后建设，全村能干点活的，都想方设法到工地上打工。村里有6户家庭买了汽车，专门为工地拉土石沙等材料。全村450个劳力，300多人奔波在高速公路上，一般每人每天都能挣30多元钱。并且，丹江口被重新纳入“国家21世纪初扶贫重点范围”。对此，刘正强表示满意，张二江等过去一味追求“政绩”的市领导，在他眼里，像一个渐行渐远的噩梦，“但愿，以后也别再有这样的领导了”。
青徽铺村村口，农民田兴良开的理发店，已有11个年头了，每天，能够挣20多元钱。田兴良说：“过去，村干部怎么上报经济收入，我们根本不知道。听说，理发收入胡编，到了几十万，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啊。”
怎么把改革开放搞成了色情开放
“张二江，我认识。”一见面，遇真宫村党支部书记王永龙爽快地说。1991年，秋播时节，丹江口市委、市政府确定干部秋播联系点，遇真宫村就成了时任丹江口市市长张二江的联系点。
1993年春节，正月初一，搞植树造林，一位副镇长找到王永龙，“张二江市长要来拜年”。当时，王永龙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连连问：“给谁拜年？”
接着，他安排了一下，张二江就来了，到一位村干部家，看到他家杀了一头猪，墙上挂了很多肉，为他们“生活还可以”而高兴。王永龙说，当时，小道消息传说张二江有“作风问题”，但没人证实，只是觉得张二江“爱写字”，饭店、宾馆、学校，到处题字。“其实，说我们村是张二江的联系点，也就是挂个名，秋播时，没有见到他的人影。”王永龙说。
那几年，丹江口大搞民营经济，结果，武当山出现了许多赌博、色情场所。“按说，张二江一个副地级干部，也是很大的官了，怎么就把改革开放搞成了色情开放？”王永龙说。
遇真宫村1162人，343户人家，分布在武当山的山坳里，方圆2.2平方公里。村口，就是武当山玄岳门古迹，国家一级文物，重点保护，同时，也是即将开工的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库区。“过去，农闲时节，村民都在家里打牌，现在，有到北京、广州、深圳打工的，也有就近在建设工地打工的。”王永龙说，“要不是有人问起，我都忘了张二江了。”
数字造假的责任在地方领导
走遍了元和观村，也没见张大华的影子。有人说，刚刚还看见他，也有人看记者是个城里人，以为是“干部”，示意村民“别说张大华去哪了”。几经周折，当记者在一个村民家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扑克，听说是记者，连忙摆手说“都过去了，不说了”，随后又解释道：“家里经不起这么折腾。”
张大华今年49岁，元和观村村文书，由于他理解统计报表“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按照上级指示填报，结果，7月份就做了12月的报表，想“提前完成”。谁知，他的做法被1999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披露，一时间，丹江口市统计造假震惊全国。张大华也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那段时间，张大华哭哑了嗓子。上级部门打算给他“党内警告处分，撤消村文书职务”。“当时，孩子在师范学校刚刚毕业，还没分配工作，想到自己受处分，还要记入档案，以后，儿女们都要为这些感到羞耻，让孩子抬不起头。”想到这些，他不止一次面对前来调查的干部失声痛哭。
1999年11月，国家农业部官员前来调查，就在元和村村委会，向张大华询问报表“什么时候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如实做了回答。如今，对于统计数字，张大华有了自己的理解，“从村里统计来说，有些农户卖粮不经过我们，所以，我们的报表不会100%准确，但只要上边别下达任务，我们报表的准确率还是能达到80%以上的。”
当时，一位当初揭露此事的记者“仗义直言”，找到丹江口市有关领导，表明自己态度：“数字造假的责任在地方领导，而不在农村基层干部。”事后，张大华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也许是“吃一堑长一智”，此后，2000年、2001年，张大华认真填报、勤恳工作，连续两年被评为区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当两个红色的小本本拿回家的时候，张大华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回想“兑水”的报表，张大华深有感触：“出于搞政绩的需要，地方干部要求造假，1998年，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就上报2200元，2001年，我们上报的是2050元，以前的数字兑水了，眼下的数字不能说完全准确，但确实是经济发展的效果。”
临别，他嘱咐记者：“你们采访农村，一定要微服私访，要是层层陪着，就看不到实际情况了。”
利用名山，广结关系
吴文学蹲在地上。他认为，武当山管理体制不顺是“五毒书记”张二江留下的后遗症。
吴文学今年55岁，武当山旅游局主任科员。他说，1997年，武当山风景管理局、武当山旅游经济开发区、武当山镇合并为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由丹江口市代管。本来，武当山可以成为十堰市的一个区，由十堰这个地级市进行管理，但由于张二江等人四处活动，最后确定了丹江口市管理武当山特区。而武当山特区与丹江口市都是正县级，许多人对这种管理体制感到诧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为，武当山这座名山，张二江在任时“抓着不放”，就是因为这里成了张二江向上爬的“阶梯”。利用名山，张二江广结关系。
吴文学说，自己工作调动就是张二江签的字，与张二江“私交”可以，也感觉到他“有能力、有水平”，但却“没干正事”。他说，有一次，武当山召开干部大会，安排丹江口市委书记张二江和另一位领导各发言半小时，也许那位领导同志“水平有限”，讲话超时10分钟，留给张二江的时间只剩20分钟，张二江就讲话说，自己在大学时，最讨厌老师拖课，再好的老师拖课，学生也头疼。此言给很多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感觉到张二江的“高傲自大、目中无人”。
十堰市委在一份文件中说，“一些干部超越实际可能去争创‘政绩’。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基础条件差，要办的事很多，一些干部不顾客观实际，不能量力而行，急功近利……为自己谋‘政绩’的同时，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
这份报告，是十堰市委、市政府针对当地存在的不正常情况而向湖北省委、省政府提交的，呈送日期是在张二江调离之后，是否是当时的负责人对张二江的行为的反思，不得而知。只有雄浑、苍茫的武当群山，记录着张二江在此10余年间的所作所为。
第二章人间正道
公安局长的回忆
王军，65岁，十堰市公安局原局长。1997年，武当山一带卖淫嫖娼、赌博猖獗，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王军打电话给张二江，“你是市委书记，对此要引起注意”。随后，十堰市公安局向丹江口市公安局发出传真电报，督促查办。
1997年11月，十堰市即将召开人大会议，王军再次致电张二江：“这一地区，属于你们管辖，如果有人大代表对此(卖淫嫖娼现象)提出意见，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当时，王军觉得自己算得上“苦口婆心”。
1997年12月，人大会议即将召开，不断有老百姓写信揭发此现象，引起了湖北省委、政法委领导的重视，批示加以解决。这时，十堰市委领导也指示该市公安局进行侦查、处理。
1997年12月28日，十堰市人大会开幕，又有人反映此事。这天晚20时，王军命令十堰市公安局六七名科、局长带队，出动数十名警力，在晚21时30分到22时之间出发，前往武当山夜查。
王军说：“这是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走漏消息。”当天，十堰警方夜袭武当山，抓获数十名赌博、卖淫嫖娼人员，一举端掉了“赌窝”、“黄窝”。按照命令，十堰警方只是查获，对人员、赃款进行登记，交由丹江口市警方处理。
第二天中午，王军正在家里吃饭，接到十堰市委主管副书记的电话，“王局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王军回忆说：“我十分敏感，马上意识可能是为丹江口的事找我，就说，等一会儿我再过来。”
副书记问：“是不是没车送你？”
王军答道：“不是，我需要到办公室拿材料。”
见面后，王军首先问：“是不是为了丹江口的事情？”
副书记笑了：“你怎么晓得？”
就这样，王军把相关证据出示给副书记。他嘱咐王军：“你们马上回去搞个汇报材料，主要反驳一下丹江口，要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第二天，王军在人代会上，看到了张二江状告十堰市公安局的材料。上面说，十堰市公安局不尊重地方党委、政府，以查“赌”、“黄”之名阻碍了丹江口市经济发展，打人、收走赌资，并质问：今后丹江口经济发展上不去，谁负责？
这份材料后面，赫然盖着丹江口市政府的公章。据王军所知，这份材料已发给了市委常委会、人大主席团等各方领导，经请示，王军也向人大会议散发了数十份自己写的材料，强调打击卖淫嫖娼、赌博是正常执法行为，没有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王军找到张二江谈心，表示将向湖北省政法委、公安厅汇报此事。
一时间，张二江慌了，与丹江口市市长多次找王军，请求千万别向省里汇报。为此，张二江还搬动一些领导“做工作”。
最后，十堰市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下发文件，明确表示此次扫黄、查赌活动执法正确，是依法办事，执法中没有违法、违纪行为。后来，王军到湖北省公安厅开会的归途，张二江特意让人在老河口“堵”他，专门请他到丹江口吃饭。
对于张二江最终“落马”，王军感慨万千：“就像父母溺爱孩子，有的领导偏袒干部其实是害了干部，如果上级对他要求严一点，也不会走到今天。”遗憾的是，湖北省纪委先后四次查张二江，都没有“查”下来。王军说，贪官“犯事”，一般都有先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有关领导多学学唐僧，给孙悟空念念“紧箍咒”该多好。
在王军眼里，张二江从省里下派，就到了十堰市所属最好的一个县级市丹江口，这里有亚洲最大的淡水湖———丹江口水库，也有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张二江确实不是一个庸才，有一些工作能力，这样的“顺风船”，使得张二江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交友和私生活方面“放”得很开，结果栽了跟头。
1992年前后，丹江口出现了“卖户口”现象，省纪检委前来查办，并向王军进行有关政策咨询时，王军说，让老百姓花点钱，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也许有利于一个农业县向工业化城市迈进，只要他没把钱揣进自己腰包，中饱私囊，就没有违法。应该说，当时，王军是为张二江说了些话的。至今，王军也认为，公正地评价，张二江是有能力的，在十堰市的县、市书记中，是“佼佼者”，但张二江太狂，毁在“吹、卖、嫖、赌、贪”上。王军也曾当面告诫过张二江，“可惜，他没听进去”。
“打假”英雄袁正洪
看了反腐题材的电影《生死抉择》，袁正洪的妻子不停落泪，因为“好像许多类似的情景，就发生在我家老袁身边”。由于反对假数字、假政绩，袁正洪成了十堰市、丹江口市很多群众眼里的英雄，也因此，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其中，包括张二江及其追随者。
袁正洪，1950年出生，十堰市委政研室干部，也是新华社十堰通讯站的记者。许多假政绩、假数字在他笔下露出原形，并迅速轰动全国，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1999年，走访丹江口市8个乡镇21个村，他发现统计年报变得“荒诞离奇”：亩产蔬菜13万斤，粮油单产放“卫星”。有的群众说：“畜牧收入野兽凑，干涸水塘鱼丰收。这样‘放卫星’超过了1958年。”
这年初夏，他与另外一名新华社记者来到丹江口市采访民间歌谣，本意是民歌采风，却发现统计水份的重大问题，于是，采写了《荒唐的统计年报》一文，刊载于《半月谈》1999年第12期。
一时间，丹江口市就像“炸了营”。张二江的追随者、丹江口市某领导对袁正洪说：“我们交个朋友，感谢你舆论监督，帮助我们工作。”另一方面，这位市领导公开说《半月谈》和袁正洪的报道“不实”，并写出《初查报告》。
袁正洪面临着巨大压力。十堰市委领导找到他，袁正洪将复印件、影印件、录音拿去，如实汇报采访过程。袁正洪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对事实负责”。为此，他撰写了系列材料《流泪的舆论监督》，对自己揭露丹江口市假数字、假政绩的报道采写经过进行说明。
采访这一事件时，正值高温酷暑，袁正洪只好将毛巾打湿，搭在头上，当太阳将毛巾晒干后，再放到水渠里打湿。每天，都从早5时采访到晚23时，挨家徒步走访农户。
在六里坪堰坪村，他徒步往返60多华里，双脚磨起了泡。下午14时赶到一家农户时，饥饿难耐，付10元钱，吃了一碗剩饭，看到周围蚊子飞来飞去，袁正洪猛然想起，这天，是自己49岁生日。
此时，袁正洪向有关部门反映丹江口数字造假问题，有关人士表示为难：“没有人举报。”袁正洪挺身而出，说“我来举报”。就这样，他以自己署名的形式，写出举报材料《湖北丹江口市虚报浮夸成风统计年报严重弄虚作假强烈呼吁依法查处》，举报材料从财政收入“空转”、农民纯收入水份大、上级压下级分配任务做年报、乱改乱报基层怨声载道等方面进行了汇报，并强调“统计数字造假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腐败行为。”
199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该文。1999年11月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再次对丹江口市统计数字造假进行披露。这时，袁正洪收到了两封内容截然相反的来信。
一封署名来信说：“袁正洪，好样的，他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他才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人民代言人！”
同时，另外一封信让人不寒而栗：“最近，上级领导说我在统计上做假违了法，还要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还要撤我的职。我辛辛苦苦当干部，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辈子我再也抬不起头，都怪我们太相信了你这个狗杂种。我随时都寻找机会用炸药包先炸你的家，后炸你的办公室，让你的全家不得安宁，不得好死。”
此时，正值“三讲”教育活动，1999年12月28日，袁正洪写下了《忠于党和人民敢于舆论监督不惜流血流泪》的文章，向组织“交心”：问题，终会在铁的事实面前真相大白，尽管有时对方百般抵赖，甚至诬陷报道失实，采用手段施加压力，使记者受很大委屈，作为记者要能忍受委屈，不能被歪风邪气所压倒，不能妥协，要敢于、勇于舆论监督。
此时的袁正洪，站在了与张二江们做斗争的最前列。1999年12月28日，丹江口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致函袁正洪，称：市委召开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一致认为丹江口市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并迅速落实开展“打假挤水活动”。
对此，袁正洪一点没有感到轻松。此前此后，袁正洪陆续揭露了十堰市某县山羊现场会造假的《“政绩”出羊相》、揭露乱砍滥伐的《武当山松树在“流泪”》等，并连续4年暗访神农架，及时反映毁林案件。
在十堰市，记者问袁正洪：“你退缩过吗？后悔过吗？”他沉默了很久，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有时，真正是泰山压顶啊。”
第三章明天会怎样
不仅仅是张二江
清晨，阳光洒进窗子，马献伦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刚刚从十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退了下来，很多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就在昨天。
一次，他前往丹江口，同去的湖北日报记者对张二江说：“张市长，我代武汉大学的同学问你好。”
当时，张二江十分高兴：“在武汉大学，谁不认识我张二江呢？”作为学生干部，张二江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工作，到任丹江口市市长时，不过34岁。在马献伦眼里，张二江属于“少年得志”，有些“年轻好胜，锋芒毕露”。
最令马献伦这位宣传部长尴尬、不解的是，1997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张二江：十年鏖战丹江口》的报告文学，洋洋万言，引用了一个“民谣”：“丹江口来了个张二江，家家户户满粮仓。就是碰上了鸡猴年，也能吃上个肚儿圆。”
对此，丹江口市委的一位干部说：“这民谣我咋没听说过？也不是张二江说的，肯定是记者胡编的。”据马献伦所知，这篇报道，丹江口市支付了10多万元的“宣传费”，“张二江是拿人民的血汗钱、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宣传自己啊。”
一名税务干部回忆，当时，丹江口市的G DP增长就像“孙悟空翻跟头”，一个劲猛涨，1997年年报国内生产总值72.3亿元，比上年增长41%，一举获全省十强县市称号。但税收却一直像是“坐着牛车”，慢慢吞吞。
丹江口市委的一位干部说，与张二江共事时，经常聊天，他也愿意把好烟与人分享，案发后，才了解到他的作风问题、经济问题，但从受贿数额上说，他认为“并不大”，关键是该他“倒霉”。这与张二江自己说的“楚中失一良将，阴间多一冤魂”异曲同工。
一位市领导也认为，丹江口市数字造假，并不是张二江一个人搞上去的，而是层层加码加上去的。在丹江口，很多人面对张二江的落马，心情复杂，难以表达。按照张二江的继任者的话说，数字造假问题的暴露，就是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一个人被抓住了。
马献伦感慨地说，官德毁，民德降。官员行为失范、道德败坏，老百姓也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
至今，很多人对于张二江不厌其烦地交代与100余名女性的性关系感到诧异。因为，其中很多细节如不是本人披露，别人无从知晓。据办案人员披露，张二江“两规”之后，请求最多的是“留在党内，从轻处理”。马献伦说，他不停地交代作风问题，是为了回避经济问题，他知道受贿是犯罪，希望通过交代男女关系等违纪问题掩盖犯罪。其实，党政官员代表着公共利益，道德败坏恰恰是老百姓最关注、民愤最大的。如果张二江真的被“留在党内，从轻处理”，怎能取信于民？
与张二江打了12年交道，有人问马献伦，如何能避免出现张二江式的人物，马献伦沉思良久，说：“十堰山区大部分都是松树，经常有松毛虫病害发生。而在我的家乡竹溪县，却很少有松毛虫病害发生。因为十堰山上大面积种植着千篇一律的松树，而竹溪，却是混交林，乔木、灌木、杂木品种繁多，相互调剂，互为天敌。”
说完，他的目光投向夏末的山区，“希望你再来的时候，山区生活能有好的光景。”
风雨丹江口
李芳涛笑起来，一脸憨厚，见到记者，他忙从包里掏出一打厚厚的材料，说起了丹江口移民的风雨历程。
李芳涛，丹江口市移民局副局长，今年40岁。丹江口市库区总面积1295平方公里，现有移民3.2万户，12.4万人。1958年，丹江口大坝动工以来，先后进行了6批移民，人均耕地从1.2亩下降到0.6亩。张二江在任时，也听取移民汇报和调研。
如今，南水北调吹响了开工号，丹江口市还将淹没105平方公里，移民8.2万人。丹江口移民，住在水边眼看着汉江水，就是吃不上、用不上，原因是看似很近，两边的人能对着说话，但要见面，就要绕道走半天时间。
目前，南水北调成为丹江口人最好的期冀和最大的心事。2008年，丹江口水库提取的一江清水，将一路往北，解决1亿多人口的吃水问题。到那时，北京人在家门口就能喝到纯净的汉江水。
为此，在汉江边的夜风里，记者拨通了丹江口市市长彭承波的电话。听人说，彭承波是一位务实的领导干部。当记者说明来意，他犹豫了。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记者同志，统计数字是个敏感问题，我们能不能只谈谈现在的工作？”约定见面之后，等了20多个小时，彭承波终于出现在记者面前。
彭承波眼里的丹江口，已经不是张二江当初倡导的”工业旅游城市”了。因为这里有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也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名山。彭承波用“独一无二”来形容这块土地。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责任重大”。这样，“生态旅游城市”就放在了优先位置。为此，丹江口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说“不”，婉言谢绝了5个大项目投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5000万元。丹江口的决心是“一个都不能进来”。而对市内24家污染企业，治理达标了8家，关停了5家，包括一家投资1亿元的造纸厂。
丹江口的目标，是建成中国的“水都”，彭承波的眼里，丹江口将是“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此次，乘着南水北调的东风，一条横跨汉江的大桥将可望建成。这座大桥建成后，将极大方便江北5个乡镇、10多万人口，并打通了通往河南、山西的新通道。
他说，目前GDP的水份不能说没有，要完全降下来，需要一点时间。但丹江口市的税收没有水份，实现了实实在在增长。今年前5个月实现财政收入过半，1至8月实现了1.7亿元，超过年初计划，应该没问题。
有一天，张二江还可能出现在丹江口大桥旁，面对这座前景美好、生机勃勃而又安详的城市，他是笑，是哭？“张二江的离去，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悲剧，也是一个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的城市、一个以历史背景和现实舞台为依托的社会悲剧。这场悲剧中，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个人性格、品质、喜好因素，因此，丹江口市勇敢地承受了这些，走向灿烂明天。”在湖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纪检干部这样说：“告别张二江，不仅仅是告别一个贪官，而是一个城市，一个库区、山区，痛定思痛，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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