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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之后，“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将被正式推向前台，这包括公共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而首先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在未来的事业单位和机构职能改革中，中央政府部门还可以清理超过7000项审批项目。
“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但事业单位涉及面广、量大、种类繁多，情况复杂，将来会采取分类改革方式。”中央机构编制办公室主任会议成员肖小堂司长告诉《财经时报》，中央计划2003年启动事业单位的改革。
中国目前共有事业单位和机构130万个，在职人员2800万人。
肖说，目前主要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改为行政机构，或者参照行政机构管理办法管理；已经具备市场化条件的盈利性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其他将分为社会公益类、开发金融类等实施不同编制，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北京深圳试点
据悉，下一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职能，如食品、药品、化妆品、农药等领域。在国外，这些领域的市场管理通常由一个部门统一监管，而中国则是分别归口管理。
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五年里，第一步先撤销了经济专业管理机构，如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等；第二步是各部委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军警与所办企业脱钩。下一步的重点将是以市场为取向，减少对企业活动的行政干预，落实经营自主权，把国有资产的经营权授权给企业。
肖告诉记者，北京市西城区“已经搞了很长时间的试点工作”。这项1992年开始的改革探索，始自1992年组建华融综合投资公司。西城区通过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理区属工业企业国有资产；成立华方投资经营公司，统一经营全区商贸企业国有资产；组建育荣公司，统一经营管理教育系统国有资产；组建天恒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区建委系统的城建开发公司和住宅开发公司。
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市属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的文件。获得授权经营集团公司拥有四项权力，即董事会或经营班子在授权范围内行使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资产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
接受《财经时报》采访的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教授认为：“大力收缩消耗财政的国有企业的战线，会给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带来希望。”针对中央过去“抓大放小”的方针，他提出，下一步应该“抓大放中”，大力发展私营企业。
审批改革的空间
曾经参与改革设计的杜钢建教授认为，管理行业的部(委)、局等机构在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调整。他拿最近成立的电监会作例子说，某些已经市场化的行业政府机构的职能要转变。
对于民航总局、铁道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机构改革传闻，肖小堂司长与杜钢建教授均不置可否。据悉，教育体制也将进行改革，旨在允许引入外资以及民营资本。
“行政机构改革要靠规制，落实靠财政。”杜说，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较高，约占38%，地方甚至高达50%-60%，而国外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医疗、教育德等公共领域。
据悉，中共十六大之后，“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将被正式推向前台，这包括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而首先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中编办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计划署，已经开始了为时两年的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共同研究合作。财政部1998年在其内部已经成立了检查监督局。
肖小堂司长告诉记者，前几年，中编办在深圳罗湖区开始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今年初，深圳市被确定为下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目前方案正在完善阶段，并在中共十六大后正式展开。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的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适度分离”。
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教授指出，“三权适度分离”是最近几年国际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趋势。这项改革应该在中央部委一级的中央机构进行。一般认为，“政治家”即“部长负责决策，副部长及以下的官员负责执行”；在国外，政治家以下设立“执行局”，负责执行决策。
但是杜钢建同时认为：“城市改革相对于部门更加复杂。”据悉，深圳的做法是在文教、交通、经贸、安全等领域成立大系统管理局，在管理局设立执行局。
规制改革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政府权力似乎无处不在，而各部门都代表政府行使权力。杜钢建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政府审批职能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根据杜的估算，中央政府大约有20000种，省级政府有10000多种，地市级约有5000-6000种。由于缺少规制理论指导，在中国，“审批”的概念非常混乱。
中国政府近年来更加重视审批制度的改革，设在监察部的行政审批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在此次改革中，61个中央政府部门共清理4000多项审批职能，省一级清除则达到近2000项。根据杜钢建的估算，此次清理的审批项目大约占政府审批的1／6。
中共十六大之后，“机构职能改革的出路将是规制改革”。他认为，未来审批改革的空间大约有1／3，即中央政府部门还可以清理超过7000项审批项目。
联合国计划署驻华机构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发表个人见解认为，行政改革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做的事情。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与世界接轨；政府是协调服务机构，很多事情应该剥离给社会组织去做。肖小堂司长表示，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机构，将是未来改革的重点之一。
联合国的这位专家认为，改革的难点就是“谁都不清楚怎么做，包括中央政府”。中国行政机构未来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不能仅由政府自己做定义。如果搞清楚了什么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也完成了一半。
这位专家说，“通过收集信息——包括准确的数据，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国家应该建立科学的统计体系，准确反映实际情况。他说：“让服务对象参与政府改革的方法很多，比如听证会制度、国家发展计划的讨论、信访、人民代表等。”
这位专家最后问记者：“——你认识你的人大代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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