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吉亮：在我们进入21世纪，向文明、法制、民主社会前进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在高等教育战线上，还出现这种事情，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管理的滞后，这是一个悲剧。这两名学生没有损害社会，没有损害他人，只是由于一时的不谨慎，不检点，或者是经验不足，出现了损害自己的事情，这已经是悲剧了，这个悲剧学校是有责任的。出现这个悲剧后，学校却以所谓的规章，把他们开除了，剥夺了他们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在高学历的社会当中，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
-议题二:学生恋爱过程中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的性行为？
吴鸣∶不正当性行为一般指以金钱与性交换为目的，脱离爱情基础的性交易行为，如卖淫嫖娼行为，或者侵害他人利益与有配偶者发生性关系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社会伦理道德的性行为。学生在恋爱中发生性行为不应属于不正当性行为。
周伟：学校对学生性行为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是什么？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是什么？用一种陈旧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来评价，你可以认为是不正当的，但是这种认为是错的。
陈雄飞：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婚内性行为才是正当的，应该明确，性与婚姻并不等同。婚姻并不是性的允许，只是性的法律公示。结婚与否，与性的正当与否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不能用结婚与否来判断性关系正当与否。
主持人：说到男女未婚同居，人们会想到一个特殊的词——非法同居。某些人会认为：既然是非法，那就是不合法，既然不合法，那就是违法，那就是品行恶劣、道德败坏，就是不正当，“非法同居”其实就是“违法同居”。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陈雄飞：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逻辑上，抑或是在事实上，“非法”都不等同于“违法”。所谓合法，指的是法律所倡导的、法律要保护的，在价值上给予积极评价的；所谓违法，指的是法律所反对的，法律要惩罚的，在价值上给予否定评价的。在“合法”和“违法”的领域之外，还有一块领域，那就是“非法”。“非法”指的是法律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既不保护也不惩罚；既不赞扬，也不否定。换言之，“非法”与法律无关，法律听之任之。“非法同居”不是合法同居，但这并不是说非法同居就是违法同居，就是法律所反对的、要惩罚的、要给予否定评价的。我们不能用非法同居来推断人的道德、品行，更不能用非法同居来判断性关系正当与否。
-议题三:在这次事件中，学校是否存在教育不得力的过错？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将此事件完全归责于学生，是否合理？
周伟：两名学生出了这种事情，学校是有责任的，就是学校教育不当。本来就是你的教育有过错，你就应该考虑去怎么样弥补，然后使此事得到妥善的解决，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学校作为教育者，要教育学生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包括隐私权，学校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权利。
吴鸣∶学生怀孕事件，不能完全归责于学生，学校也存在教育不力的问题。
陈新欣：大学时期正处于一个性活跃期，如果没有非常好的引导，想控制性行为的发生是不容易的。从国外的资料来看，初次性行为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十六七岁，而且他们都是在从小就进行性教育的情况下知情的选择。瑞典的性教育非常成功，在学生7岁时就开始进行性教育，到了中学生的时候，就可以公开谈论使用避孕套的问题，到了16.4岁，他们就有第一次性的关系，但是20岁以下的少女怀孕率几乎没有，社会平均堕胎率才0.6次。我曾经采访过一个22岁的美国留学生，他说他13岁的时候对性就了解了，但是到了18岁才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不成熟、不能承担后果的时候，我可以控制自己。而在中国，很多青少年对性的认识都是稀里糊涂的。本案中的两名大学生的行为说明他们受的性教育太差，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可能都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学校应该负点责任，社会也应该负点责任。
-议题四：学生与学校是何关系?学生对学校的处分不服，可通过哪些途径维权？
袁吉亮：在社会的民主法制大背景当中，在社会进入了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应该摆正学校和学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学生是主体，民权的主体，学校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是接受教育这个商品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各方面的知识。
赵合俊：我认为性还不是隐私权，更主要的是一种性私事。具体到本案，校领导根本没有惩罚的权利，这是个人的事情。学生跟学校首先是一种合同的关系。学生之间发生性行为没有违反合同，所以说学校如此处理是不对的；另外一种是管理的关系，但是学校没有权利在这方面进行管理，从这方面来讲，学校的做法也是不合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