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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摘自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狱中所写《我的罪行与反思》
主持人语
阖家团聚，走亲访友，拜年问候，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将这年关的时空浸染得如此温馨。但是，对领导干部而言，“年关”无疑又多了一层特殊的含义———“廉关”。
近年来，针对某些人打着向领导拜年的旗号，行行贿之实；某些领导干部以过年为名，行敛财之实的“节日腐败”问题群众反映强烈。很多领导干部触犯党纪国法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正是由过年这样的节日收礼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待到身陷囹圄后方痛悔当初未能“守身如玉”已为时过晚。近日，本报约请了来自纪检、学界和基层的代表，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愿我们的领导干部能经受住“廉关”的考验，清白坦然，年年安然。
主持人：
本报记者盛若蔚
嘉宾：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吴玉良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耀桐
中共河南内乡县委书记于国干
“权力照应”是实质
人情往来寻时机
主持人：上网浏览，在过节的话题当中，有不少是关注领导干部年关如何过“廉关”的。缘何“年关”这短短几天时间变得如此敏感？
吴玉良：“年关”，是“八小时以外”的扩大化。这7天左右的假期，各种监督都较为松懈，处于相对无力阶段。从组织行为上看，容易出现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和高消费娱乐活动，甚至以公款名义赠送礼金。
从个人行为上看，主要表现为：封建迷信、赌博；大操大办；配偶子女或领导干部本人接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个人出资的旅游；个人消费用公款报销；接受礼金红包等等。尤其是借过年之机，向领导干部赠送礼金“红包”在有的地方比较普遍。所以，我们说领导干部过年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过“廉关”。
许耀桐：一些领导干部在春节期间面临密集的“糖弹”包围和进攻，目前已是客观事实。
在热衷年关送礼的人群中，怀抱着各种各样不良的动机。有人是出自谋取经济利益的，企图通过领导的“权力庇护”，打通审批等关节，以小钱换大钱，取得更可观的经济回报；有人是出自谋取政治利益的，希冀博得领导的“权力好感”，以便日后在官职上能得到更快的升迁；还有的想得到领导的“权力照应”，谋取方方面面的社会利益。各种各样的动机，在春节里找到了聚集点，找到了表达的好时机。
于国干：一些人趁过节给领导干部送礼，形式多样，有送实物的，有送有价证券的，甚至直接送现金。送礼的借口也很多，有的以“感谢工作上支持”为名，有的以“给小孩压岁钱”为由。而且，相当一部分礼金来自公款，用公款送礼必然要“变通”处理，给财务制度造成混乱，甚至引发犯罪。
人情、面子藏陷阱
补偿、侥幸要不得
主持人：人情往来，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夹杂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红包”便变了味。其实，道理谁都明白，可还是有人坦然收之，这是为什么呢？
许耀桐：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腐朽思想的流弊至今还在。一是世俗文化中盛行人情大于王法，民畏官，朝廷有人好办事；二是官文化中理所当然地认为，做官应该发家致富，过人上人的日子，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这两方面的“需”与“求”结合起来，民众中有人送礼行贿，官员中有人受贿索贿，就历来有之了。
集中于春节等节日期间，是因为行贿受贿毕竟有违法理。春节期间互相走动多，请客吃饭捎带些礼金礼品，本是民间人际交往的常情，这样的形式可以被利用来起到很好的掩饰作用。
吴玉良：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而后两个圈很容易出问题。“年关”，正是不少人以亲情、友情为由，向领导干部进攻的“有利”时机。
有些领导干部“年关”收礼的动机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小事论”、“人情论”、“面子论”、“从众论”、“补差论”、“法不责众论”等心理在作怪。
人情往来的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这里面有利益驱动。
于国干：从主观上看，领导干部忙忙碌碌工作一年，很是辛苦，感觉需要补偿一下，放松一下。这种补偿是精神上、物质上、情感上的。因此，很多干部有一种补偿心理。另外，还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法不责众，只要做得隐蔽，就不会出事。
绷紧自律这根弦
制度规定要从严
主持人：确实不少干部感到拒绝这些“人情往来”很难。到底该如何刹住这股歪风邪气？
于国干：就是要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要让送礼者自感送礼无门、无路、无望，送礼浪潮终究会消退。
我个人的一贯做法是：一、关手机、电话，“年关”尽可能减少与外边的联系；二、教育家属、孩子把好家门，节日里除了至近亲戚，其他来客一概不见；三、退还或上缴礼品礼金，对不知情收到或一时推辞不掉的礼品礼金，事后及时退还给送礼者本人，退不掉的，坚决上缴。
吴玉良：“年关”送礼似乎形式比较合情合理，因为表面上看人家并没求你办事，实际上很多文章在后面。但收红包和受贿却很难区分，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有严格的界定，少数人就钻这个空子，打擦边球，这给纪检监察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治理“节日腐败”也必须从源头上反腐，从治本入手。要靠改革，靠制度。近些年来，有关部门每年都打招呼，从效果上看，虽不太明显，但必须坚持，因为正是在不断的招呼声中，反腐败正逐步走向体制化、机制化和制度化，通过严格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约束，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不断地给予警醒。虽然，年关时节的这种不正之风暂时还不能杜绝，但总趋势是在不断地得到遏制。
中央纪委对红包礼金问题曾专门做过调研，今后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治理力度。
许耀桐：以过“廉关”来过“年关”，要立足于制度建设，关键是要加强权力监督机制。为什么发生向权力行贿，为什么权力也敢于受贿，因为权力运行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使行贿者能够从掌权者那里确实地得到权力的好处。如果掌权者不能为行贿者办事，行贿者不能从掌权者那里达到目的，又有何人行贿受贿呢？克服“权力寻租”，在制度上要使政务公开、透明，官员接受民众监督。
具体言之，就是制度规定要从严。虽然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有严格的界定，有些情形难以纳入受贿范围，但我们的纪检监察条例应从严规定，堵住空子。即使你不犯法，也是违规的。
当然，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它可以惩治腐败者，警示后来者，但不能祛除人的贪欲之念。制度也是以文化为载体的，失去政治文化的教化熏陶，制度将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律条，不可能被很好地理解和遵从。在加强制度反腐败、制度促廉政的同时，加大思想教育力度将会收到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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