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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许多药店、超市，记者发现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居然“上套”了，他的头像被堂而皇之地印到了一个名为Badman安全套的外包装上，穿着马甲，笑眯眯的样子。
对于给安全套这种国人一直羞羞答答、不敢直面的产品做代言人，难道就不怕影响自己的形象吗？牛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谈性色变，耻于谈性，其实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惯性、传统观念的惯性；其次，按照我的理解，人不就是该活的真一点吗？性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种需求，与传统看法相比，这种性观念上的差异，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高下之分；安全套能有利于全民的健康，有利于防止疾病的发生，不应该被排斥。正视性健康是一种文明的需求，如果借此能促进性文明，我愿意这么做，也希望自己闯一下‘禁区’。
“安全套为什么会成为‘禁区呢’？”北京波特曼公司总经理占红水则认为，“安全套原来叫做避孕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怀孕，现在由于性病的流行和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同时又是一种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所以叫安全套了。像这么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产品的推广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争议呢？争议背后隐藏的逻辑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也就是说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对性是该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中国的传统观念把性被当作一件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坏事，所以认为理所当然必须否定和禁锢。但是实际上性是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对于性的肯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照字面的意思理解，这Badman的意思是“坏男人”。不过，该公司负责人却自有一番解释称，按照现代英语口语的用法，Bad也有非常棒、非常好的意思，“Badman”正确的理解是好男人，由于男人在性行为中的主动地位，好男人这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安全第一，安全套作为一种性生活用品，取这个名字也正合这个意思。
据介绍，波特曼公司与牛群签订的合作协议是，波特曼把21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五子牛特殊教育项目，同时牛群出任Badman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合作期两年。
最近刚刚接了《一双绣花鞋》男一号角色的著名演员钱勇夫表示：“濮存昕做预防爱滋病的形象大使，我自己当了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形象大使”，义务支持该中心开展的预防自杀工作，这牛群比我们走得更远，更彻底，直接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性病的感染和艾滋病的传播了。”
对于自己“不务正业”的非议，牛群认为，有人会把相声目前的不景气归咎于不务正业的演员，说实在的，相声的没落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和进步，如果现在相声还是像十几年前那么红火，反倒是一种悲哀。还有就是，什么叫做正业？像冯巩吧，去做演员，金鸡、百花等各种最高奖都拿到了，这是不是不务正业呢？
牛哥的“号召性”到底有多大？
安全套作为一种个人间非常隐私的用品，波特曼用牛群这样的的人合不合适呢？其“号召性”能有多大呢？
北京的一位安全套经销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他说，根据某厂家曾经搞过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显示，在安全套零售市场上的购买者中，男性并没有像传统看法认为的那样占多数，只有20%，而女性却占了80%。他分析认为，这是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谁叫女人是容易受伤害的呢？
这位经销商的言外之意，其实并不认同牛群做安全套的形象代言人。按照上述的统计数字，如果要找形象代言人，最好是“少妇杀手”型的演员更合适。
波特曼公司总经理占红水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表示，由于传播的问题，安全套行业不像家电、IT等领域，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品牌很多，普通消费者很少有能说出几个品牌。在这种情况下，找个名人作代言一下子让人至少引起关注，能从柜台上诸多的包装中跳出来，起到良好的效果。
他分析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许多的安全套包装都是在包装的裸上做文章，外国的、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品牌都在一个“露”字上做文章，但是实际上这种效果并不见得好，这种隐私的东西在销售过程中，一般人们是越快越好，不像买家电似的，配置、礼品、售后服务等问个没完没了，许多人买是看看价格，拿了就走。所以对“露”的包装，人家买的时候往往脸红心跳，反而不如不“露”的。我们用牛群这样的名人，而且只是头像，大家购买过程中，容易记，可以很坦然。”
占红水介绍说，在确定形象代言人问题上，确实找过“杀手型”的明星，但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相反，牛群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非常豁达。
不过，有市场分析专家认为，如果上述经销商提供的数据准确的话，波特曼在利用牛群的名人效应在市场上确立知名度后，应该重新考虑下一步的人选问题。
牛群“上套”能为安全套广告解套吗？
对于牛群出任波特曼的形象代言人，走上安全套的包装盒，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对现有的安全套广告的变相挑战，名人代言的出现会加速已经开始松动的有关规定的进一步解冻，直至全面放开商业广告。
1989年，国家工商管理局下发《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规定要求：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安全套就在这性生活用品之列。这一规定的出台是在当时安全套行业国家提供资金、定点生产、免费派发的单轨制市场背景下出台的。在这种计划体制下，安全套企业几乎不用任何传播推广费，就能拿到定单。直至目前为止，这种计划内的安全套仍然占据着整个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据统计，我国现在有安全套生产厂家300多家，4000多个品牌，国内每年有20亿只安全套产销量，国家采购占了60%多的大头，有12亿，这块最大的蛋糕被天津市乳胶厂、上海乳胶厂、沈阳乳胶厂、大连乳胶厂、广州第十一橡胶厂、青岛双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乳胶厂等七家厂家共同把持着，几乎与市场无关。
真正对这一广告规定发起冲击的是计划外的安全套品牌和以及社会有关方面专家。
1998年，广州80辆公交车出现了杰士邦广告，不足一个月，就被勒令撤销；1999年,杰士邦的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很快被停播，2000年和2001年,杰士邦旧计重演，在武汉﹑长沙分别推出户外大型广告，但随即被令撤除。正是这条十几年前的规定，使许多安全套企业的努力屡屡以失败而告终。
杰士邦的创始人占红水则坚持认为，安全套原来叫做避孕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怀孕，现在由于性病的流行和艾滋病的蔓延，安全套同时又是一种防止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所以叫安全套了。为什么像这么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产品的推广，总有人说三道四呢？其实这种对安全套推广持否定意见的背后，隐藏的逻辑是对性持一种否定态度，把性被当作一件不洁的、暧昧的坏事，所以认为理所当然必须否定和禁锢。
使用安全套是专家们公认的最有效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途径。我国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和性病病人的安全套使用率却相当低：1995至2001年的国家监测点监督资料表明，高危场所女性经常使用安全套者仅占10%左右；据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对南京、武汉、海口3个城市性病门诊124名性病病人的调查，使用安全套者也仅占15.3%。不用安全套、用伪劣安全套，都将给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损失。
性病、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2002年3月，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现全国人大代表李宏规，在两年前人代会期间提案建议放宽对安全套广告限制未果的情况下，再次联合99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九届人大提交《关于安全套与避孕药广告宣传问题的建议》的议案。6月10日，国家工商总局以工商广字作出答复：“允许有限制地发布”。紧接着10月份，6部委在杭州召开会议，最终形成“允许安全套品牌在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益广告宣传”的统一意见。
从全面封杀到局部解禁，历时13年，安全套广告终于冲出自己的套子，不过也只能是跳公益广告的规定动作，至于自选动作的商业广告的开禁，还有一段路要走。
业内人士指出，牛群为安全套做形象代言人等现象的出现，最多只能起到助推作用。安全套的“套”只能由有关部门解。他同时认为，安全套商业广告的解禁也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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