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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是人口大国，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把人口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一直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政府将致力于建设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昨天，教育部公布了“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的思路、对策和具有前瞻性的分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战略构想与具体行动方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些构想变成决策尚需时日，但它无疑为今后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教育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教育也能够改变和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本报今天编发报告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人力资源素质亟待提高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描绘了我国人力资源基本现状：整体国民素质偏低，中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不能适应产业高度化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城乡、地区间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
总量巨大质量偏低
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规模为8.7亿人。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的人口仿真模型预测，未来20多年里，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上升，到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要到2025年，我国劳动人口规模才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其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将继续上升，并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各种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样巨大的人力资源，人口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的资料显示，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比韩国低近4年。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接受高层级教育人口比例过低和初中以下学历人口比例过大。
“中国人力资源基本状况分析”专题报告介绍，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影响经济发展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专家们对我国目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十分忧虑。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近半数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我国将会积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为主体，占75%左右，其中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占12.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7%。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现实中也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种现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就业结构总体水平与现代化的就业结构相差甚远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失衡，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
有报告显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同增加值一样偏低，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就业结构。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仍然不适应现代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1999年间，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受教育年限低是导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重要原因。
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左右。我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与日本差距更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一指标分别相差5倍左右。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不适应现在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2000年，我国金融、保险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3.19年，是第三产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但与日本相比，我国这些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旧与日本相差0.8年。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的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有资料表明，20多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就业比重提升较快的行业有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而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交通通信、卫生、教育、科研和机关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出现下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动幅度较小。
城乡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差异巨大
报告显示，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可见，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地区间劳动力文化素质也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
专家们指出，城乡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差异过大，不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求。乡村文盲率居高不下对于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及城镇化建设都是不利因素。
基于我国人力资源现状的教育发展趋势
基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源的基本状况，专家们提出了今后教育发展的若干趋势。
首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高层级创新人才，提高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相关研究表明，一个落后国家一般要经过三个追赶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资本积累以及劳动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以技术模仿取代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第三阶段是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专家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第二追赶阶段的起始期，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和大批中等技术与技能人才，为我国完成第二阶段追赶及顺利进入第三阶段追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教育发展的主攻方向应是高中阶段教育。这是突破我国高中教育劳动者比例偏低“瓶颈”的惟一途径。同时要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因为它是提高一般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关键。尤其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加强教育的适切性，是解决当地经济发展中中等专业技术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三，构建完善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专家指出，创新能力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受教育的比例和年限上，还取决于教育培训体制的完善和运行效率。构建完善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持续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保障。随着信息时代的日趋深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已不再是一种国际思潮，而变成许多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际行动。
第四，加快中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构建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保持充裕、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1》显示，1995—1999年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中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在国际以成本竞争的大环境下，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具有无法抵挡的竞争优势。新世纪，中国必须继续维持工资成本较低和提高产品国家竞争力的优势。随着国家产业布局的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一个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国家统筹构建。
我国首次创建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
作为我国首次提出的新概念———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是“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分为9类。按内容分，主要有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力、教育发展、教育经费、国民受教育水平、科学技术和生活质量等7个大类。此外，为使发展指标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地区、城市信息，还包括了国际比较和中国部分城市这两个大类。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把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持系统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和重大战略决策。国际机构也与世界各国联手，在各自的年度发展报告、专题研究报告、统计年报，甚至在一些专门的发展报告中，对教育与人力资源指标给予必要和充分的关注。目前，我国现有的与教育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指标体系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家统计指标，只提供数据，不涉及指标分析；一类是研究机构的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有数据有分析，涉及教育和人力资源的一些相关内容，但并不以此为主题。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门的教育与人力资源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分析，缺乏将有关统计数据与指标分析很好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设计和研究。
“报告”认为，创建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需要艰苦的努力，争取用3年或更长的时间，力争形成该领域的国家品牌、具有权威性，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信息服务平台。第一步是提供基础数据平台，进行简短数据分析和比较，3年内完成。第二步是逐步拓展基础数据平台的功能，在为政府承担咨询、信息服务的同时，开拓适应社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分专题、热点、形成集指标、数据、分析为一体的年度发展报告，建立具有分析、测评、咨询等功能的专家服务系统。第三步是建立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信息网，满足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多种需求的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测评需要。
“报告”还认为，随着政府与社会对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认识的深化，有关信息咨询服务将会有持续旺盛的需求。在逐步建立完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的同时，应分阶段拓展发展指标的应用范围。在建立国家级发展指标的同时，还可以建立省市、县级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指标，为中央决策服务、为当地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同时，发展指标完善的过程，也是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对国家、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作出独特贡献的过程。
新数字
A.高校教师缺口11万
这几年，教师的紧缺恐怕可以称得上是让高校领导头疼的大事了。“猎头”事件频频发生：很多能干的教师经常被更好一些的高校挖走，学校不得不去网罗新的人才。可人才培养需要时间，这种行为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999—2001年期间，与普通高校学生规模近一倍的增长速度相比，教师总量只增长31%。这样全国高校生师比达到18.2∶1,有的高校甚至超过35∶1。
由于高校生师比例过高，导致部分课程的班级规模越来越大，一些高校的课堂人数甚至超过200人。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同时，教师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专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些基础课及与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基础课甚至由缺乏教学经验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担任主讲教师。
按照国家教育发展“十五”计划，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应该达到15∶1。这样算来，高校教师队伍缺口将达11万。
B.高中教师缺口120万
上高中难于上大学是近一段时间发生在青海和宁夏两省的怪事。以青海为例，2002年高考招生录取率达到85.9%，可高中入学率只有53%。而宁夏的普通高校录取比例是58.6%，高中入学率只有48.65%。
这种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一些省份。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占14.36%。这一比例并不算高。
以全国为例，目前普通高中共有专任教师84万人，生师比为16.7∶1,职业高中共有专任教师26.9万人，生师比为14.3∶1。按照“十五”计划的发展目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达到60%。
高中阶段教育的规模需要急剧扩张，教师数量不足的矛盾会非常突出。如果以18∶1的生师比来算，还需要补充专任教师116万人；再考虑到高中阶段教师退休高峰到来的现实，则需要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左右，即平均每年需补充24万人。而2001年仅补充了8.3万人，相当于缺口的三分之一。
专家说，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偏低已成为制约中国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一个“瓶颈”。
C.近一半初中生不能升学
这个数据很难让人相信：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换句话说，50%左右的初中升学率意味着每年有近一半的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是在家待业。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升学率相对高一些，分别为56.7%和55.7%。中部地区相对低一些，只有47.3%。这只是平均水平，中部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还在45%左右徘徊。
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后果很明显：一是对我国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二是这种状态如果长久维持，我国将会积聚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必然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新词汇
A.教育关怀
有的地区吹响普及高中阶段义务教育的号角，有的地区苦苦在普初线上努力；有的学校已经进入现代企业管理，有的学校却找不到学生活动的操场，有的民工子弟学校仍旧在“非法”惨淡经营……
经济、文化等渠道凸现出来的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导致近几年“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教育关怀明确提出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中承担的责任：政府作为所有利益主体或利益代言人的代表，从教育的途径在总体上关注并致力于改变所有人的生存状况，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成年人还是儿童，富人还是穷人，城里人还是乡村人，沿海人还是内陆人，平原人还是山区人。
教育关怀的核心就是关注并致力于改变不平等，关注并致力于消除由于外在各种差异而带来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关注并致力于消除由于各种差异带来的歧视。教育关怀的对象是全社会，尤其是那些在经济、文化、地理等环境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
市场经济下的教育政策应当使每一所中小学校都能拥有大体均等的物质条件和师资条件，从而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办学舞台。我们今天的教育政策不能再加大教育不均衡这个现实，而这一现实正是最应该关怀的角落。
B.弱势补偿制度
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格外受到关注。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制定大致统一、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根据情况浮动的收费标准，对许多弱势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国家也为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国家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等，力图保障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这些政策都是大致的分类，比如困难生或特困生。其实特困生中还有更细化的分类，还有特困中的特困。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资助。
这次“报告”提出一个新概念———建立弱势补偿制度，即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的补偿制度。按照这个设想，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多层次的教育成本分担标准，针对不同层次家庭最好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对最弱势群体中有资格接受非义务教育的社会成员减免学费。
补偿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资金来源。大众所熟知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依然是渠道之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出现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鼓励由民间建立的慈善性质的基金会组织，吸引民间资金，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助力度。实际上，这是让政府和民间一同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
C.农村转移人员教育与培训工程
农村转移人员的一个通俗理解是进城务工人员。说起他们的教育问题，公众想到最多的可能是打工子弟学校。那些渴望求学的目光不知牵动多少人的心弦。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谁来关心他们父母的继续教育？
据统计，目前在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达8800多万人。他们当中多数人年富力强，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传统部门。可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或是更低。正是这点制约他们转入更高层次的工作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工作几年后，又会回到农村。如果没有他们的富裕，城镇化的进程必将放慢。
目前，有关部门已在一些大城市组织务工青年进行培训，可也只是杯水车薪。如何让更多的务工青年接受再教育？“报告”提出“农村转移人员教育与培训工程”的建议。建议就培训目标、实施方案和保障方案各提出了一套具体做法。比如，培训从小学水平开始，分为3个层次，建立专项经费、企业资助、教育培训“护照”等等。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全社会都在谈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农民兄弟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们同样应该享受这份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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