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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了太多贪官的忏悔，从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到戚火贵、张二江。这回又轮到了许运鸿。3月25日，有媒体披露了许运鸿的狱中“忏悔录”，读完觉得实在“了无新意”。
许运鸿的忏悔让人听了非常耳熟，比如，“由于自身表率不好、把关不严，讲私情，导致家属、子女的私心膨胀，铸成大错。江东营业部、报社大楼、五州公司‘出事’的根源就在这儿。因为家属子女的‘掺和’，加上我的‘私情’，使事情越来越糟……”
咦，怎么几乎所有贪官都是“多情种子”呢？当年，广西贪官成克杰是因为对情妇李平的“情深如海”，就忘了党的“恩重如山”，任李平借他之权，乱批项目大捞特捞；海南贪官戚火贵也栽在“枕边”关，他在临刑前说，“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指受贿的事)受她影响，我讲她也不听”。
除了“多情”，许运鸿和一众贪官，还有不少共同特点：都是负有责任的角色，且都有“能员”之名；台下腐败，台上高谈；一边贪婪地非法捞钱，一边还在不断升迁；捞得最多的领域，往往都在城建。
许多地方经济在飞速发展，城市也在飞速长高长大，决策者手中的那支笔，就变得含金量极高，随便往地图上哪里一指，仿佛就能点石成金；把一个开发项目包给谁，谁就青云直上，赚得盆满钵满。在一些贪官所在城市，有的公司甚至是把给贪官的贿赂堂而皇之地列入开发成本的。所以，会有“矗起一座高楼，倒下一批干部”之说。
能不能既搞建设，又不倒下干部呢？笔者一直在跟踪采访某国家级开发区，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近十年来，没有出过贪官。在那里，从来听不到领导批条子上项目之说，说实在的，想批也办不到，因为有铁一般的规划管着。规划就是法律，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决定变更规划，乱上项目。项目的发包，也有严格的招投标程序，行政力量是无法介入的。在那里，没有“全能”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服务”，或者说，就是“公仆”。
为什么类似这个开发区的许多地方，能够成为贪官的“禁区”？原因可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就是，市场经济的运作体系比较完善，能够一丝不苟地运行，凡违背规划、违背市场选择的行为，就无法行得通。
少数群众曾生气地将腐败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事实恰恰相反，那些贪官正是钻了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空子。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在经济体制转轨中，某些领域尤为突出”。
人们关注反腐败，希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许运鸿等贪官惊人的“相似”，提示我们要不断筑起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有效防范和惩治腐败的“天网”，特别要抓住那些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环节，推进体制创新。政治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恐怕也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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