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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在报道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时，特别提到：程“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透过新闻，虽然我们很难知道郭光允同志具体的举报遭遇，但是面对一个省的最高领导的打击报复，他的压力与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顾汝汉是一个小学老师，为了“不让淮海农场毁在贪官的手里”，面对叶秀河“顾汝汉将我往牢里告，我就把他往死里整”的公开叫嚣，8年来他一身正气，义无反顾，默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停发工资、解聘、开除公职，甚至妻子丢掉工作，全家负债累累，自己沿街乞讨……
类似的，“不怕检查，不怕撤职，不怕失业，不怕离婚，不怕掉脑袋”的“五不怕”举报英雄，多年来一直鼓舞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反腐斗志：兰贵来，南京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身份的举报人，因举报腐败分子新联厂原副厂长章志岳(副厅级)而公开接受举报奖励后，仅仅两天就被原雇佣单位解雇！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并上演了令人震惊的政法委书记买凶杀人案。最终，吕净一承受了丧妻之痛。此外，还有潘小琴、沈柏虎……
英雄的名字让我们肃然起敬，英雄的遭遇也让我们陷入沉思：为什么在局部地区局部时段，会发生正不压邪的事情？2001年8月8日，本刊在《为何只有四成人愿举报》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了这样一系列问题：百万举报奖为何无人认领？谁对举报人的下场负责？举报人，算不算见义勇为的勇士？法律能不能为举报人疗伤？两年过去了，除了江苏等个别地方将举报贪官纳入见义勇为外，昨天的呼吁依然还是呼吁；《举报法》遥遥无期，对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的修改建议——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改为国家工作人员，扩大打击报复举报人犯罪的主体依然只具有学术价值；“需要追查诬告陷害者的，必须经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党的委员会、政府或纪检监察机关批准”等规定的执行，在某些地区如同一纸空文……尽管这些呼吁还缺乏回应，但这丝毫不会挫伤我们的信心，相反却愈发激起我们深层的反思：只要顾汝汉们还会沿街乞讨，郭光允们还在遭受打击报复，我们就无法停止这样善良的渴望与努力——优化举报环境，健全举报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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