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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报纸换了两斤茶叶
8月13日对朱玉龙(化名)来说是愉快的一天。那天上午，他在赶往邻县学习参观的路上，突然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县上一个报刊征订会“临时”取消了。
朱玉龙是川东某贫困县一位乡党委书记，提起这样的会议，语气就有点变了：“每年都要开，指定要‘一把手’参加，不敢不去。”
朱玉龙了解到，会议取消的原因，是中央发了文件，严禁党政部门再强行向基层摊派报刊杂志，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配合这个被简称为“19号文”文件执行的，还有在7月下旬制定的《实施细则》。为此，他竟高兴得一连说了两个“谢天谢地”。
朱玉龙所在的那个小小乡政府，每年上面“压任务”和强行摊派的订报费，最高时竟多达十五六万元。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朱玉龙账上有这样的数字：以“红头文件”直接下达，各级地方报纸最多，费用大概七八万，占总报款的一半左右。而以各种形式摊派的行业类报刊杂志，多达20多种。
“每年9—10月份，各个部门要求订报的人都来了，态度好点的，让支持工作；态度不好的，就说‘走着瞧’。”朱玉龙说，那种把订报与评先进结合起来的还是小事，先进得不得就算了，但以后工作中跟这些部门打交道，对方不协作配合，麻烦就大了。
“另外，这些部门在政府机关里影响力大，你得罪了他，到时这个部门去告你一状，那个部门也奏你一本，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不就千儿八百元的事吗？何必因小失大。订，都订！”
就这样，乡政府又为此埋上七八万元的单。该乡1.8万多人，几乎人头摊报费近十元。
朱玉龙无奈地表示，经费来源简直让乡政府伤透了脑筋，把所有办公费3万元都用上，尚差很大一截。
报刊滥摊派成负担，已经是人所众知的事，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
某市贸易局一位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该局办公室花了一两千元订的10多种报刊杂志，很多收到后“翻都没翻过”，直接扔到了墙角，年终时统一卖废纸，居然卖了30多元钱，“办公室拿来买了两斤茶叶”。
据新华社报道，在某省，目前进入农村的报刊达106种之多，全省村级组织平均报刊订阅费为2729元，其中最高的行政村达12515元，群众反映强烈。
权力介入发行非断腕不可
中央和基层反对报刊摊派，呼声由来已久，但令行禁不止。
“根源就是权力在里面。”中国报业协会行业报委员会会长吕华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新闻媒体实行部门主管制，一旦与部门的行政权力相结合，这种摊派难以避免。”
事实上，这些部门办的报纸，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先是由部门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报告，申请刊号，然后在中央编制委员会挂事业单位的号，国家财政给予一定差额补贴。报社人员级别和管理，也完全参照机关公务员标准。报社开办以后，往往由部门发文，要求在本系统征订。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指出，虽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媒体市场却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因素，很多资源由行政力量来配置，因此，我国的报刊业现状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的。
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曾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对全国行业报和县级报进行过调查，宋建武向记者提供了一组调查数据：我国媒体的发行市场规模在160亿到200亿之间，仅国家统计的公款征订部分资金约60亿-100亿，占30%左右；2137家报纸中，约有1250种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占一半以上。
从1999年至今，是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治理整顿”成为主线。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了化工、冶金、机械等10个部委，其间涉及16家全国性的行业报的归属问题。当时中央两办下发30号文件，主要内容是提出撤销部门的报纸，要划转到党报或报业集团。
经过那次治理，报业结构有了相当程度改善，但主要是解决了16家被撤销部委的报纸，其他150多家行业报并无多大改变；加之地方一些划转的报刊，顺风搭车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改革的前兆和落地
8月7日，中国报协行业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贯彻两办19号文件精神”的大会。
委员会当时给中央73家会员单位发函，预计能来60多人，没想到，最后有102人参加，在家的社长基本上都参加了，有的副职也一块来。
“实际上，北京有150多家全国性行业报，这次在治理范围内的56家，属于我们会员的有29家，但大家参与积极性很高，说明大家都很关注这次改革，关心自己的未来发展和命运。”
其实，关于这次治理整顿，对不少新闻业界人员来说，都非不期而至。
某行业报老总说：“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我就预感到，在报刊体制改革方面，中央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而在十六大之前，类似的表述是“文化事业”。宋建武教授分析说，从“事业”到“产业”，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去甚远，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适合发展的做法，就要被扭转和改变。
十六大后，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要求，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多次在视察新闻单位时，提出新闻工作要“三贴近”。
2003年3月10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中办第七号文，在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中央各部门报刊管理机构，开展“制止报刊摊派问题专题调研工作”。
记者从拿到的调研题目单上看到，一共列出了15个调研题目，每个题目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譬如第2题就问道：“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利用行政权力摊派发行的报刊主要集中在哪些部门、行业？哪些地区问题最为突出，有哪些具体手段？”
第3题则更为尖锐：“为什么报刊摊派发行屡禁不止？为什么几次治理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建立和完善对违纪发行报刊的监督机制？”
一位参与过调研的某市宣传部副部长说，看完这些“非常细化”的题目，当时就有个感觉，“中央要动真格的了”。
就在问卷调研进行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一行专赴上海调研，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透露，新闻出版总署要对报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并准备推出报刊淘汰机制，使得报刊有“生”有“死”。
这样的信号在6月中旬变得更为强烈：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和国家邮政局一纸令下，暂停除科技类外所有报刊的征订活动。
在做好了这么多铺垫后，中办、国办的19号文件正式下发，旗帜鲜明地提出“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问题。更令新闻界震动的实施细则于7月16日制定出台。
确实，这次治理的“动作”，甚至比事先一些媒体进行的“最大胆猜测”还要大得多，“确实前所未有”。
实施细则分为三大块：一是予以保留的，中央保留《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等报刊，省级党委保留一报一刊，市级则只留下一张党委机关报，以后只有这5家，可以用公费订阅，但总量也要控制；二是要进行管办分离的，则主要针对56家属国家部委主管主办的全国性行业报以及一些期刊；三是要关停并转的，规定凡省级及以下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办的报刊一律停办，300多家县级报纸，除部分经营状况达标的外，也全部停办，其他不在关停范围内的部门报刊则予以划转。
“很明显，从这次改革的内容看，主要是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减少行政力量介入因素。过去也讲过，但没有这次明确。”宋建武分析说，而且，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也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
改革后的报刊业图景那么，经过这样一次改革，报刊业前景如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透露，目前的进展状况是各省(市、区)新闻主管机构已到北京开完贯彻19号文件的会议，各省已经按照细则要求和各自实际情况，全面进行清理，形成方案，大部分省的方案报告，已在8月20日前汇总到了新闻出版总署。而出版总署会在9月底研究后作出答复，届时，就可知道这些报刊的命运去向。
对中央部委的行业报来说，绝大多数具备主办条件，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关停的问题，主要是要实行“管办分离”，为进入市场奠下基础。
真正生死攸关的，是省级行业协会等办的报刊，以及县一级报纸。据推测，这样的报纸每个省大概在30家左右，大概会有近千家报刊面临“生死抉择”。
而这近千家报纸中，尤其是其中300多家县市级报纸中，牵涉到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发行广告人员)将流向何处和如何重组，仍是他们当前考虑的问题。
听说要取消不合要求的县级报纸，山东某地区报记者刘玉岗脱口而出：“不可能！”
他说：“以前也要取消过，结果越取消越多。前几年区县有报纸的还少，现在许多地方都有了。它们本来就没有刊号，你如何取缔？人家虽然没有刊号，但有编辑部，有经营，有的甚至有财政拨款。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广告。你不允许征订，那好了，人家不征订，单位里强制人手一份，不收订阅费，收‘送报费’。取消行业类报刊中央说了算，取消这种县级报纸，谁说了算？”
那么，对全国309家有刊号的县级报纸来说，涉及大量人员和国有资产，是该全部关停，还是部分予以保留呢？
按照《实施细则》规定，县级报纸在人口50万，当地GDP达100亿元，年广告收入400万以上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评估论证，可以兼并入省市党报后予以保留。而曾经帮新闻出版总署做过市场准入调查研究的宋建武说，县级报纸一年应有1000万至2000万的营业收入，才能运行良好，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309家中符合条件的只有3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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