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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三陪”小姐向官员或吃公家饭的人发敲诈信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种广种薄收骗取钱财的勾当老是发生，说明肯定有利可图。最近这档子事情又发生了。《北京青年报》7月13日报道：一个落魄的湖南男子突发奇想，以“三陪”小姐的名义，通过邮寄匿名信件的方式，敲诈全国120多个地、市的1000余名干部，短短一年竟获赃款6万余元。当这名男子被抓获后，仍有人向其账户里寄钱。
假冒“三陪女”书写勒索信件敲诈党政领导干部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去年，福建、江苏、河南等地也先后破获多起此类敲诈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思路与操作手法如出一辙。耐人寻味的是，敲诈者在假冒“三陪女”之名寄出勒索信之后，并非如泥牛入海，而是收获颇丰。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反映出了我们的制度缺陷：即充分相信官员的思想水准，靠个人的高尚道德观、行为自觉性来维系制度的执行。我们的官员不可能都是焦裕禄、孔繁森，不可能全是谦谦君子、道德先生，否则就不用纪检、监察部门如此忙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将预防的环节放在法律和制度创制之前，先给官员来个“小人假定”，预定他们都会在有经济上不干净、生活上不检点的可能性，然后再着手防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先小人后君子”。
有了这样的假设，我们的制度创设也许会产生某种变革，比如对权力集中部门如何去分权制约、社会监督；比如对土地出让、许可证指标审批等权力环节如何去市场化运作、公开透明；比如官员的任用提拔如何去开展票选或公选、民主政治。即凡是有利益可能的地方都要防止出现“小人偷窃公权”的可能，让本该属于民众的权力公诸于世、昭告社会，让民众参与促进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再高尚的人，他的权力也要受制约；再平庸的人，他的权利也要有保障。“先小人后君子”是为了消灭伪君子、真小人，以便成就更多的真君子，并且终会让小人受到惩戒而君子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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