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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今日起开始生效。8月27日，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个《公约》。舆论认为，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大批外逃的中国贪官产生“震慑性”的效果，甚至有报道称，中国外逃贪官的末日即将来临。9月27日，记者专访了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院的管建强教授。
公约彰显政府反腐决心
早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于9月29日开始生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公约》出台的背景？《公约》对我国来说，对哪些跨国犯罪行为可有更大的打击力度？
管建强：《公约》于2000年11月15日经第5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将于今年9月29日生效。中国政府在2000年12月12日签署了这一公约。我国参加并批准了这个公约，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
《公约》并不是打击所有类型的犯罪行为。因为对于犯罪行为，每个国家的认定有所不同，达成普遍性的公约有很大难度。《公约》主要针对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四大类犯罪。
从中国角度来讲，打击外逃贪官可能是使用《公约》最多的地方，他们不仅涉及贪污，大多数也有洗钱行为。
早报：从打击外逃贪官的角度来看，《公约》里有可以“引渡”的条款。
管建强：对，《公约》除了强调国家与国家间的司法合作，还明确提出“引渡”的义务。
严格意义上讲，过去国际上“普遍性”的引渡条约是不存在的。但是就某一单项领域里的国际犯罪，国际上是有引渡条约的，主要体现上世纪70年代初的《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这两个公约主要是针对劫机犯罪。但引渡不是必须的，而是强调了“或引渡或审判”，被引渡国可以拒绝引渡。
《公约》里的“引渡”没有表述为“或引渡或审判”，而是明确的“引渡”。这说明国际社会在跨国犯罪这方面达成了共识。
不是所有的外逃贪官都能“引渡”
早报：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外逃贪官都适用于引渡条款呢？
管建强：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外逃贪官全部能被“引渡”回来。首先《公约》要打击的是跨国有组织犯罪，“有组织”在公约里表述为“三人或多人组成的”，这个和我们的《刑法》规定“犯罪集团必须由三人以上”的定义是一样的。
如果请求国查证了有三人以上从事跨国犯罪，被请求国有义务进行司法配合，展开侦查、调查或者拘押，扣押、冻结他的资金。
这也要求我们在侦查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掌握他是一个犯罪集团，不要操之过急，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早报：在相关报道中，都提到中国有4000名左右的外逃贪官，50亿左右的资金流失到国外，《公约》对这些跨国犯罪行为有约束力吗？
管建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已经发生的洗钱行为，腐败分子把钱运到国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对过去发生的这些行为有没有溯及力？原则上来说，国际法国内法也好，一般来说，都认为法律是没有溯及力的，只能说公约开始了，对以后发生的犯罪行为有约束力。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他有行为力和结果力，结果力也是一个犯罪的持续。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即使在这个公约生效前发生的犯罪行为，仍然有可能认定为适用此公约。
早报：为什么是“有可能”？
管建强：这里面涉及对条约的解释。我们认为犯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别的国家不一定这么认为，就会发生争议。
《公约》三十五条里有一个对如果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的条款。有三个办法：第一，双边谈判；第二，谈判不成，交付仲裁，当事国可以选定某个国家进行仲裁；第三，如果不愿意仲裁的话，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但在“自动授权将争端交给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条款上，我们国家实际上是持保留意见的。
我国还是希望通过双边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争端。争端是必然的，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还是判例法(英美法系)，而我们国家在法律体制属于条文法(大陆法系)。
加拿大有义务将赖昌星引渡回来
早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杨秀珠和赖昌星都是公约以前出逃的，是不是可以溯及他们？
管建强：原则上说，这个公约不应该和难民公约或者政治犯不引渡公约产生矛盾。
如果是难民的话，往往是在本国受到种族、宗教和社会团体的迫害，不愿意回到本国。但如果他基本符合难民的条件，但同时又是一个刑事犯罪分子，原则上并不受难民法保护。
现在加拿大已经加入了这个公约，对赖昌星的问题有一个重新思考。只要有管辖权有溯及力的话，我想加拿大就有义务把赖昌星引渡回来。
早报：《公约》鼓励各国延长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追诉年限，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管建强：这是对犯罪分子的追诉力问题。追诉力是指对犯罪行为追诉的时间有多长，就是法律里的时效。一般来说，按照我国的法律，如果犯罪行为最高可判5年，那么追诉时间也应该是5年，如果犯罪分子隐藏得很好，5年之后就不能追究了。
《公约》鼓励各国延长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追诉年限，说明对打击这类犯罪的决心和力度。因为跨国犯罪侦察上难度大，需要一定时间。
这类案子，把犯罪分子在国外呆的这段时间全部扣除掉，我感觉就是比较合理的。
国内法应与《公约》统一
早报：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刑法》认定追诉时效是5年，但在《公约》看来，可能追诉时间可以更长，该用哪个法律？
管建强：对于追诉力的问题，我们的法律最好修改一下，《刑法》针对的主要还是国内犯罪行为。根据《公约》，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补充，这是需要讨论的。当然，《公约》允许缔约国有所保留。
早报：国内法与《公约》是不是有更多“不一致”的地方呢？需要怎样的调整？
管建强：《公约》中关于贪污、腐败这样行为的打击与我们国内相关法律来比，起点比较低。比如说，除了接受钱物的行贿、受贿以外，还把接受不适当的好处也规定为腐败行为，这个要求就相当严格了。
既然我们已经参加了这个公约，《刑法》在认定这类犯罪实际上是有差距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公约和我们国内法的统一，我们应该调整国内法，使我们的国内法与《公约》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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