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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曾为中央赴河北省“三讲”教育巡视组组长、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炮兵副政委。1999年阴法唐率巡视组赴河北巡视期间，发现了前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种种问题，而巡视组的工作也因此受到程维高的阻挠。
完全出人意料，一个问题缠身的程维高，竟在中央赴河北省“三讲”教育巡视组(以下简称巡视组)到石家庄后，连续以攻为守。最后破釜沉舟，全线出击，于1999年9月在河北省省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下简称省级领导)“三讲”教育结束后，写了一份《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以下简称《“三讲”教育情况》)的报告，实为状告巡视组特别是阴法唐及对他进行批评和提意见的同志。该文虽没写送的对象(从口气看是送省委及中央的)和保密等级，但我还是把它作为一份文件来看待，基本是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
中纪委今年8月9日通报对他的处理决定后，他的问题已经公开，事情已经基本明朗，好多人询问我，新闻媒体也向我了解情况，不确切的传说也多，我不能再缄默不语。现对程维高《“三讲”教育情况》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点看法，并使有关部门和同志对一些工作情况有所了解。
另需说明，这里所提看法，是就程维高的报告来谈的，不包括他腐败的其他问题。
巡视组介入程维高问题
我们巡视组于1999年5月27日进入石家庄，8月下旬撤出，共用时三个月。
巡视组到石家庄不几天，程维高6月2日就给我们写信，把他认为了解情况又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刘善祥(省纪委原书记)等同志说成搞串联、闹派性，很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要我们注意。
因刚刚开始，我们没表态，只是摸底和观察。6月6日，省委和巡视组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刘善祥在会上揭发程维高破坏民主集中制和用错干部等问题，并提出郭光允的案子，认为该案是采用司法手段，打击报复，制造冤案(把郭打成诽谤罪，劳教两年，开除党籍、公职等)，应予平反。
程没参加这个会，却于6月14日写信给省委书记叶连松和阴法唐，说刘善祥发言是对他人身攻击，他要对居心不良、制造谣言、恶意攻击、损坏名誉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要我们对刘进行处理，否则他要在“三讲”后向司法部门诉讼。
联系到中央主管领导对郭光允案批示两次，河北省都没执行(主要是程的阻挠)的情况，我们为不使程继续这样走下去，即从爱护出发找他谈话，进行批评帮助，希望他正确对待问题。这时，受害人郭光允也开始找巡视组。
几天后我们搞清了，郭光允案已成为河北省“三讲”教育的关键问题，而且应该和能够处理。就向省委建议撤销郭光允的诽谤罪。省委通过复查，与巡视组讨论，决定撤消郭光允的诽谤罪，恢复其党籍、公职。随后省委书记、省长、政法委书记去北戴河向中央汇报，中央主管领导予以肯定，并表示此事中纪委不管了，由省委和巡视组处理。
按说此事已经很明确了。而程维高听说后又去北戴河找中央主管领导，据说该领导未见他，由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他回石家庄后向我说，中央领导说郭光允这个案子当时处理是对的，现在搞“三讲”，姿态高一些，宽大处理。我感到这是假话，向他表示：“省委书记、省长、政法委书记去北戴河，把郭光允案向中央领导汇报，领导作了指示，这是组织对组织，是组织问题。你去北戴河，我们不知道，领导怎么向你说的，组织上没告诉我们，这是个人行为，我们还是按组织的办吧！“他提不出不同意见，我又适当地做了解释和安慰工作。省级领导”三讲“教育快结束时，叶连松在会上通报了撤消对郭光允的处分和恢复党籍等问题，然后我又说明和补充强调了一些问题，使大家听得更清楚。
程维高的剖析材料，前面还算好的，有一般性的检查，是值得欢迎的，但后面的说明，不是接受群众意见，而是向给他提意见的干部进行反攻，列出他们和没参加会议的受其打击排斥的干部许多错误。如在干部问题上，完全翻了个个儿，他说的有问题的刘善祥、栗占书(河北省委原秘书长，现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陈玉杰(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后吉林省委副书记，现国务院侨办负责人)等恰好是好干部；他一再维护夸耀的李真、李山林等多是有问题的(多已被判刑)。我找他谈话，并替他牵线缓和关系，动员他与政协主席吕传赞和审计厅长张成起等交谈，他总不肯。不是别人疏远他，而是他对这些对他有意见的干部完全抱敌对态度。
程维高报告的内涵
程维高这份称做《”三讲“教育情况》的告状信，共75页，约35000字左右。事实已证明，他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着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实质上是否定河北省省级领导”三讲“教育的成果，否定省委甚至中央的领导，否定河北干部、群众的重大作用。
程维高在《”三讲“教育情况》中，攻击我说：”由于河北比较复杂与中央巡视组组长阴法唐同志主观上的‘左’倾思维和先入为主的派性框子的结合，使1999年6、7、8三个月，在河北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反常的、政治上不健康的发人深思的事情。“又说”阴法唐来河北指导‘三讲’所追求的目的与中央开展‘三讲’要实现的目标不尽一致，他利用指导河北‘三讲’的机会塞进自己的私货，。。。。。。进入了政治上的一个误区，这就是河北‘三讲’未能取得应有成效的根本原因。“还说”由于他(指阴法唐)长期工作生活在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在10多年前基本上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工作不是他的长处和优势。他的思维多半还被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计划经济等过时的和‘左’的框子框着，视野很大程度上还囿于对付敌人。。。。。。等，从思维、语言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迟滞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年代，显得与改革开放的脉搏格格不入。“
程维高对阴法唐和巡视组这样，而对向他提意见的又怎样呢？他根据揣测把那些同志分为四种人，即：跟着邢崇智(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的前一任)搞派性的；有些干不成事被调整的；自认为有本事怀才不遇的；被他批评和处理过的。对每种人还摆了很多”事实“。他为把问题联系到我的头上，又制造了一个”邢崇智一派“，说什么”邢崇智一派“与阴法唐互相借助，利用”三讲“的机会要整一整他，政治目的是让他过不了关，全面否定他；巡视组把”三讲“当运动，把他当革命对象，把少数有意见的老干部和下面有派性有成见的干部当做革命动力，用这些人整台上的干部。这样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邢崇智一派”非常活跃；不是邢一派但由于素质、工作等原因被调整的推波助澜；不明真相的人被误导；有派性观点和出于各种原因对他有意见的，看他不当省委书记了，站到了对立面；省委常委中过去与他配合较好的人，出于使自己顺利过关，也顺着阴的调子进行“反思”，把共同的责任往他身上推，把共同的决策和意见说成他“一个人说了算”，以示自己清白。
程维高在报告中还说，由于阴法唐等人在河北的”三讲“中，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派性，压制了正气，河北的”三讲“才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并带来一些消极的结果，使派性有所抬头，死灰复燃；好人主义更加盛行，使人在应该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时可能产生寒心、酸楚，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再一次受到了”左“的干扰。河北的”三讲“越讲越”左“。”有些做法把党性、革命、进步的东西当成错误来整，把派性、极‘左’、保守、倒退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加以支持“。”离开最大的政治，去搞空头政治、权术政治、极‘左’政治，形式主义的政治，就成了折腾和祸害，这会使领导层中一些人对经济发展的谋划不很热衷了。这是最可怕、痛心、最难以弥补的隐形损失。”
程维高还进一步说，“阴是没有换脑筋的老革命”，阴的做法偏离了邓小平理论，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极“左”加派性，把“三讲”和党的基本路线弄成两张皮，就是阴没有、也无法指导好河北“三讲”的症结所在。
程维高的攻守之道
程维高在“三讲”教育的几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演。河北省“三讲”教育开始前，他在《“三讲”教育情况》中说，“听说有的已开展的省、部搞得很紧张，不知其原因，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事后看，他其实已较早地构筑“防御工事”。而且，在“三讲”教育进行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套对策，应付、干扰。
在组织集中学习时，因他讲道理的调子较高，又表现出虚心承担责任的样子，我们上过他的当，事后看，他是伪装的，而且有活动。他的学习体会，对中央“三讲”的要求是取其所需，对中央领导的讲话断章取义，甚至利用中央领导提出的要防止的倾向，为他服务。如中央领导提出，要防止出现过去在政治运动中“大民主”，防止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乘机用不正当手段制造混乱借机整人等，他对此不去全面正确地理解，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地去寻找保护他的“根据”。
在自我剖析、听取意见阶段，他得票最低。巡视组将汇集的意见、个别谈话听到的反映及巡视组直接看到的问题，向他作了反馈。程维高对此在剖析材料中虽有涉及，但他在向省委、巡视组写的《对若干干部问题的说明》、《补充说明》、《有关问题》等，基本上对“自我剖析”作了全面否定。名曰说明，倒不如说是“倒打一耙”，或“借机反攻”。他不但对他自己不深刻反思，运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和学习心得从世界观深处进行认真剖析，反而对省委集体的剖析材料(省委根据大家意见归纳分析提炼整理的)大为不满，横加指责和阻挠，认为省委的剖析过了头。特别对省委剖析材料中提出的在干部问题上“以人划线，任人唯亲”，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在廉政问题上联系了郭光允案等，他最恼火。
程维高借捏造别人搞派性，虚树靶子打击给他提意见的人。但真正搞串联、闹派性的正是他那一伙。他们有的在谈话中公开袒护和颂扬程维高，像评功摆好一样一下子列出他的优点和成绩若干条，有的到我住地为他和李真当说客，责备别人发言有错误。又如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已被判有期徒刑10年)，竟在地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上抵制“三讲”教育，提出“三讲”不要把河北的大好形势搞乱了。
干部监督管理的教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提拔、使用干部违背原则的问题上，程维高有的表现得很明显，有的却不明显，甚至还是按程序进行的。这可能是我们在干部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之一。
从程维高事件中，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一定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现在派巡视组是种好形式，建议是否还可在省一级由中纪委和中组部派出轮换的常设机构，直接监督和处理这方面问题，并相应地加强思想建设和其他方面工作。总之，通过程维高事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找出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管理的症结所在，然后采取可行和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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