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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大型时政性杂志《时代潮》在2003年第十九期刊文分析了“程维高两任秘书接连落马”所带来的“警示”。文章说，在程维高腐败案件被曝光后，秘书职业再次令人关注。因为程维高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同其用人不当、放纵秘书有关。因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的吴庆五、李真，就是其重用过的前后两任秘书。
2003年8月9日，新华社一则电讯引起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时代潮》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些地方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身都把秘书视作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后来担任省国税局长时也没有放弃“河北第一秘”的角色。秘书角色失范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权力分解的不合理、权力界限和权力责任的不明确以及权力监督目标的不确定，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的双重失效使秘书腐败变得难以遏制。
行政学专家梁木生就秘书腐败现象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
《时代潮》文章还引述北大学者杨风春观点指出，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腐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全面地展示了秘书行政、秘书当官的黑暗、混乱、丑恶、野蛮的内幕，没有程维高及其像吴庆五、李真这样秘书们的表演，人们恐怕是无缘一窥“秘书政治”的堂奥的，是没有机会被“振聋发聩”到必须思考“一些地方和部门究竟是谁在统治和管理”这样的严肃问题的。
文章说，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的角度看，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秘书时，本应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但实际中由于是给领导选配秘书，因而容易由该领导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时个人好恶占了上风；从秘书岗位调任领导岗位时，情况亦类似。这也导致出现一种反常现象，说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把党赋予领导干部的权力歪曲成是个人的特权，滋生了跑官、卖官、买官等不良现象.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文章最后指出，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完全应当一视同仁地按党的干部标准，按规定的程序选人用人，这样才有利于把人选准用准，才能彻底杜绝像吴庆五、李真这样的腐败现象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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