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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布什也许没想到，他赴英访问的前脚尚未迈出，英国人居然已发出“谁邀请你来”的诘难。10万人的游行大军已做好上街的准备，反战联盟更是要把布什的模拟雕像放在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拉倒，像美军拉倒巴格达中心的萨达姆雕像一样。
尽管英国首相布莱尔一再劝说人们，别搅和了这次正常的国事访问，但60%的英国人认为，布莱尔和布什的密切关系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坏事。布什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之一，他访问的目的被解读为“仅仅在白金汉宫摄几张华丽的照片为大选作秀”。
为什么昔日的“一家人”突然来得如此别扭？当白宫前所未有地提出在伦敦划出一个隔离区以保证总统安全时，“美国例外主义”马上涌入英人心头。实际上，美国已经变了，让欧洲人感到陌生，让美国人感到奇怪。
美国的例外主义
九一一事件发生的当天，布什庄重地说：“夜幕降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两天后，老布什宣称“美国可以独自前行了”。两年后，人们普遍感到美国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国家，用19世纪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美国例外”。现在，布什实现了这种“与众不同”。
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凤毛麟角：国民人均收入在工业国中最高，却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唯一贩卖过奴隶的国家；是世界上民主制度实现最彻底的国家，也是犯罪率最高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税率最低，却能支付起在军事、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世界投资之最。
但这些只能说是美国的特征。真正的“美国例外”是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1787年所说的，美国人得到保佑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和榜样”，无论人类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布什秉承了这种“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九一一周年纪念上说，“美国人的理想是全人类的希望”。这与林肯的美国是“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之说前后呼应。
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充满“例外”：可以没有理由攻击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甩开联合国单独行动、可以在大幅减税的同时大量开支、可以用宗教的名义开战和聚集国民团结。酷爱民主的美国人，可以容忍“布什小圈子”在国家事务上的一手遮天。
但欧洲却明显感到美国变得不可理喻。很多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对法律和道德的尊重，而不是武力制服”。但现在，美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蔑视国际法，转而信服“武力就是道理”。
无论在价值观和外交事务上，美欧间的二战以来“你唱我和”的和谐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老欧洲”、“违法者”之类的相互谩骂，以致让欧洲人达到翻脸的程度。即便在关系特殊的美英之间，布什和布莱尔之间总有某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别扭，不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克林顿和布莱尔一样具有“天然的默契”。
美欧的分裂还表现在宗教观上。欧洲对多种宗教持平等和宽容态度，承袭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是现代化的敌人；文明越进步，宗教就越会退出社会舞台。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被欧洲人评为最深刻的金玉良言。但布什总统却在提倡宗教，并且身体力行。当他把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称作“十字军东征”时，欧洲人感到这简直就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在爱国主义上，美欧也在分道扬镳。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说，欧洲的爱国主义是对民族、出生地和母语的自豪，而美国的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双重效忠。一个法国人不能变成非法国人，但一个美国人可以成为非美国人，只要你拒绝“美国信条”。九一一后，美国的“非理性爱国”混合着黩武意识、偏执思想和宗教歧视，令欧洲人瞪大眼睛，为之惊讶。
美国内部的分化
美国是“一个民族，两种文化”。“一”是指美国人信奉同一种宗教，强调家庭价值观，有实证主义倾向。“二”则指传统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分化，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九一一后，美国人在政治上的最大变化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在增加，民主党的支持者在减少。这种变化使布什总统的言辞颇具“最高指示”意味的同时，也分解着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共和党人对美国前景更为乐观，民主党人则比克林顿时代要悲观；共和党人不相信国内情况会变糟，民主党人则非常着急。
两大政党也在分化。共和党内的分化不是鹰派和鸽派(政见相同，方式各异)，而是世界主义与单边主义(政见不同，方式更不同)。民主党内，主流派对“美国例外”的认同感在强化，非主流派则反对美国和特立独行。
美国的分化导致出近年来最丑陋的选举：2002年乔治亚州的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在越战中失去手臂，居然被共和党人丑化为近似奥萨马和萨达姆之类的“软蛋”，因为他没有胜利者的姿态。
对美国的快速变化，全球的人们都感到不安，就连美国人都有种“欲说还休”的古怪感。不过，美国的制度似乎可以保证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走得太极端。英国人抗议布什访问只是敲边鼓，明年的大选可能才是“治病救人”的手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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