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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上午，一起“孙子杀死爷爷”的刑事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袁某在庭审中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他认为这一悲剧是由家庭的原因造成的。
八旬老人命丧孙儿之手
8月11日早晨，一名年轻人来到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刑侦支队投案自首，自称十几个小时前，在家中杀死了自己的爷爷，目的只是为了报复。
经过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和讯问，警方确认了这一事实。当天，27岁的袁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之后被提起公诉。
袁某的父母是插队甘肃的知青。1992年，父母将刚满16岁的袁某送到上海，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并且准备中考。“考上区重点高中，然后读大学”是袁某的愿望，但是十几分的差距使他与梦想失之交臂。在这个极其需要安慰的时候，他的父母却已经离开上海返回甘肃。
1995年，技校毕业的袁某进入了某研究所的车间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因一心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袁某在工作的同时迷上了炒股和炒邮票。
后来袁某的奶奶因病住院，由袁某与当时在沪的母亲轮流陪夜。他向母亲抱怨说，家里其他人为何不来陪？袁母对儿子说，他们不陪是他们的事，你一定要陪。因为要服侍病重的奶奶，他多次向单位请假。不久，奶奶病故了，他也被单位解雇了。
1997年，袁某的投资受到了致命打击，赚钱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袁某在法庭上称在“鼎盛”的时候自己曾经有30多万元的积蓄，而最后几乎身无分文。“以前我上班时，爷爷退休工资都叫我去领，现在知道我没工作了，他们当着我的面叫爷爷把钱放好。”在公安机关审讯的时候，袁某这样说。
今年3月份，袁某的父亲回到上海。父母想让儿子回甘肃调节心态，但儿子不肯。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袁某与爷爷叔叔姑姑等人的积怨——
清明节，袁父想去给母亲扫墓，但家里人说已经安排好了，没有让袁某父子去。
6月份，袁某的爷爷八十大寿的那天，爷爷叫上了其他小辈，却没有让袁某去参加筵席。
8月10日晚上，袁某用事先准备的榔头杀害了自己的爷爷，并于次日早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专家分析：特殊的群体心理问题需要关注
在袁某作案后留在现场的遗书中，报复家庭的意识亦十分强烈———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回沪知青子女这一个特殊的群体。
记者带着“关注回沪知青子女心理”这一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华东师大心理学系副主任桑标分析，回沪知青子女群体的心理问题成因较复杂。像本案中的袁某，16岁回上海后，如何融入陌生的社会环境，是首先面临的问题。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需要同伴满足交流的基本情感的需求，回沪知青子女在新环境中，迫切希望被周围的人接受。而袁某在上海缺少亲朋好友，由于通讯不便也很少和父母联系，他容易产生孤独感。而上海是个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考的时候和重点中学失之交臂，重考愿望落空，而普通工人的工作根本无法满足他的经济目标，找不到理想和现实的交汇点使他有了“人生失败”的悲观想法。
桑标认为，对社会和家人错误的认知，加上夸大现实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使回沪知青子女对社会产生负面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长期的亲子关系冷淡，学业和工作不合理想，心理调试能力不强，都是导火索，这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张乐天认为，回沪知青子女的心理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至少有三种冲突。第一是文化冲突，知青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上海完成的，而他们的子女则基本上在乡下长大，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出现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文化方面的差距不言而喻；第二是利益冲突，因为下乡的时候都很年轻，袁某的父辈往往在上海没有房子，而其兄弟姐妹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利益的冲突时常发生；第三是与老人相处的代际冲突。
张教授认为，回沪知青子女本身还普遍受到家庭自身的压力，因为自己错过了读大学的机会，而且身在异乡，所以这些人的父辈往往对他们寄予太大的希望。当同时面临多重压力的时候，一些原本普通的事情也容易被扣上歧视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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