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他，发现这个国家
12月8日，中国新总理的第一次访美之行首站纽约。在那里与华侨相聚的温家宝言及台湾，感慨不已：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确实是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沉重的话题在这诗般 的言语中一如有了月光的笼洒，溢满柔情。
一位看电视直播的华侨老人难耐这被撩起的激动，用英文向不解这一“homesick”的美国记者念诵着：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余光中的一首《乡愁》，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场合，中国总理在这样的一声应和中，拉开了他首次正式访美的帷幕。
在赶往华盛顿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的9日傍晚，温家宝在仪式之后未依常规回车，而是踏雪走向前来迎接他的华侨华人，施以“突然袭击”式的握手道谢，在场华侨华人喜出望外。一位网友将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温家宝比作美国的林肯总统，留下这样的留言：“我爱我们的温总理，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而且他打心底里热爱人民，尤其是穷人。”
朴素、坦率、真诚、亲民，温家宝的气质，不仅感染了华人世界，在初到美国的两天，还激起了奉仰平民政治的美国人的加倍好感。“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中国人，”在纽约一家电台工作的罗伯特·曼德斯在他的稿件中这样写道，“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虽然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温家宝还是张新面孔。但对于美国媒体来说，这个名字早就不陌生了。1998年中国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艾滋病日同艾滋病病人的握手，“温家宝”这个名字的含义渐渐在美国的媒体中从技术官僚变成了英雄。
让美国媒体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位中国新总理的，是温家宝在访美之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主编唐尼采访的举动。唐尼在采访之后给出的评语是：风度翩翩、言辞得体。
“风度翩翩、言辞得体”八字评语，其实正化解了不少评论者对于温家宝访美的这样一个担忧：以内政挂帅、长于经济工作的温家宝，是否能够胜任这次局面复杂的对美访问呢？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寻求答案的。还在温家宝来访之前的一周，美国政府便召集诸如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智库“严阵以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便是温家宝的从政经历与领导风格。
结论是这样一个褒扬之辞：一位有智慧而且个性温和的改革者。这也意味着白宫认为，这是一位他们乐意与之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
4年前，美国人对于来访的温家宝前任——朱镕基表达了同样的敬意。在当时弥漫全美的反华氛围下，美国人惊讶地坦言：我们发现这个人物，也发现这个国家。
在地理大发现500年后，依然还有国家等待“发现”，这就是中美两国关系无与伦比的个性。
2003年，新的中国总理来到美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持开盘，高兴地竖起右手拇指预祝吉市；在世贸遗址敬献花圈，沉默地寄托哀思；谈及中美贸易关系，寓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鲍威尔说，我们都学地质专业，我们也都有一个苦难童年；对布什讲，我们一定会谈得很好，因为我也是一个坦诚的人。
在这个岁末的冬季里，温家宝用一种温暖的心态和方式来演绎自己的对美首访；他并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好感，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短短的4天时间里，他必须让这个伟大的民族“发现”他，更要让美国人“发现”另一个他背后的伟大民族。
又到总理访美时
“此去多艰，重任在肩。”这是国内外媒体对温家宝此次美国之行的预评。
有别于倾向于传递两国关系基调的中美元首访问，中国总理的对美访问务实风格明显。一如当年朱镕基前往美国是要消除美中诸多分歧中的误解，并争取对方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温家宝此去，同样是要碰触到那些屡屡让中美关系“烦心”的事。
日程安排未见特别，会见华侨与美国商务人士，参观美国大公司，与美方谈中美贸易、台湾问题与朝核问题，在大学发表演讲……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传统项目。
例外的，是温家宝此次访美的时机。2003年的年底，其实已到了美国4年一度大选年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的美国，热闹而微妙，两个坐跷跷板的美国政党，很是需要寻些家伙来招呼对方。而中国问题，往往正是怎样拿都趁手的利器。
1992年，在对台军售上大搞动作的，是跟中国领导人私交颇深的老布什；1996年，出动航母向中国的对台军演施压的，是曾一度被认为“对中国最友好”的克林顿；4年后，轮到布什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了，“保卫台湾”、“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等言词立刻让人感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美国大选年，最高权位被争夺得死去活来，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节骨眼上也便最容易摇摆起来。每一次从摇摆再到稳定，中国付出的成本实在不菲。
抢在2004年上半年美国大选前夕，中国总理前往美国，这在中国对美外交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化被动为主动的意图非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访美在这个时节成行，本质上便是一次危机公关的外交，而时下因为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的中美摩擦，与陈水扁的“公投冲线”举动，更增强了这一访问的危机公关色彩。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不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去做工作，原本只有一分杀伤力的贸易摩擦和台湾局势，便极有可能伤到中美关系三分，损及中国利益五分。所以在得到布什关于明确反对台湾“公投”的表态之后，温家宝的这次危机公关算是功成一半了。
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次革新。革新的背后，是中共十六大报告的一个基本判断：未来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既然是机遇，就应该起而行之。观照自“9·１1”以来中国在反恐、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上的姿态，温家宝的访美，其实一脉相承。
这样一个中美新局，显然不是某些观点认为的，是继朝战、越战之后的中美第三次对抗；也不如另一派所认为的，是继二战、抗苏之后的第三次联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言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显然有外交辞令的成分。
新局之为“新”，只在于中国的屡屡主动发力，使得中美之间的互动状态更趋于平衡。而中国对美工作发力的本质，就是要以具体的行动和言语明示对方：对于自“9·１1”以后美国界定的核心国家利益，诸如反恐、防核扩散，中国不予挑战，而且愿意给予协助；同样，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希望美国给予尊重甚至协助。
现实背后的历史逻辑
中国的总理，是中国政府的“大管家”，而对美关系，是他不管不行的一件大事。
温家宝之前，以中国总理身份正式访问过美国的，还有朱镕基和当时虽名为副总理、但实际上已经在为中国擘划改革开放之策的邓小平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为华国锋等。中国总理们的美国之行，各以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诉求行事，但事隔多年后统观之，其中围绕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一致逻辑未曾中断。
1979年1月底，中美刚刚建立的外交关系尚未“满月”，为自己能够开创新的战略三角而兴奋不已的美国人决定趁热打铁，邀请复出之势已经明朗的邓小平访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欣然而往。
邓小平9天的访美行程，目的明确：第一，在合作制衡苏联全球霸权扩张的基础上，中国准备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美国必须发挥牵制苏联的战略作用；第二，考察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思路提供参考。
就在邓小平回国之后10天，对越自卫反击战展开；而改革开放的征程，也因为在这一年开始有了中美贸易额的确切统计数字——虽然仅仅不到25亿美元——而迈开了最初的几步。
这之后中美关系起起伏伏，起作用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1982年8月，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使得3年以来几使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暂告解决。两年后，1984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申请“复关”——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席位。而在1984年，中国也已是“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永久观察员。
在1980年代之后，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一直不肯给中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普遍优惠制待遇”。也就是说，一旦改革开放启开了经济生产的阀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套用一句最省力的形容词，是日新月异；中美贸易在这时候便已有了诸多摩擦。解决类似摩擦，松开经济巨龙的桎梏，中国政府积极酝酿“复关”。这样的一番努力，一度被复杂的国际政治变动所打断，中国的“复关”最终没能如愿，但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怀疑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当1999年的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美时，他是要再续前力，推动中国“入世”。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气氛是很难让人乐观的。美中贸易逆差、科索沃战争、人权问题、核机密间谍风波等等，都为朱镕基的访美行程增添了阴云。中国代表团以最大诚意提出的“入世”谈判条件，也最后因为克林顿听信“仍有谈判空间”而未被美方接受。不过在两国签订的联合声明中，美国明确表示年内强力支持中国“入世”。
而此时，台湾地区为2000年地区领导人竞选的造势活动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民进党与陈水扁、李登辉的“台独”言论引发台海不安，而美国关于要在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部署TMD地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动向，尤其增添了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重问题的担忧。
在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用美国人熟悉的历史和逻辑回答：“美国总统林肯当年反对南方独立和分离，不惜使用武力，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当向林肯学习。”这个回答，据说还颇令美国记者琢磨了半天。
时隔4年，中国已“入世”两周年，中国出口贸易红红火火之余，中美贸易摩擦也擦出了不少火花；而海峡的对岸，又有人在为翌年选举而冒险挑衅。中国新一任总理温家宝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美国。在这一刻，他是为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现实危机而去；而在历史的逻辑里，他其实是为中国这25年来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而去。
逻辑背后的国家意志
从1979年初到2003年底，这无疑是中国转型关键的25年，转型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通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邓小平前往美国，是中国自己要“开门”，打开中国过去30年间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紧闭的国门；而无论是“复关”还是“入世”，则是要“进门”，要走进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国际经济大家庭之门；如今的温家宝总理访美，是中国在“进门”之后的主动作为——进一步理解环境、吃透规则、建立渠道。
这一切，都紧扣着中国这25年来认定的时代主题与自己的核心任务——迅速发展经济。经济，当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其最高的价值与最终的诉求，是富国强民。
1979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里，治国者认定上层建筑的改变将必然实现经济上的超英赶美；1979年展开的改革开放，正是对此进行了逆转式拨乱反正。全力发展经济，并以经济的发展为基本动力来促动整个国家的变革，最终提升综合国力。
跻身强国、复兴大国的梦想与意志，在这样一次逆转中寻到了一个起点和过程。对于自近代以来蹒跚曲进的中国而言，这个起点与过程殊为不易，所以邓小平要将“经济发展”以“一个中心”的惟一形式定位为中国的首要国策，除非“爆发世界大战”，否则要几十年、100年不变。他甚至说：“谁改变，谁垮台。”
经济发展的使命，只能在面向世界的方向中寻到路径。从“开门”到“进门”之后的25年间，中国不断消解“一国建成”的余绪。按照改革开放初期的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到现在，就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参与全球的分工合作。搭建中国的复兴大厦，许多材料还必须向外头找去。
中国总理访美背后，还存在这样一个明而不宣的题中之义：如果说存在超越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与首要国策的问题，那便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
邓小平首先排除了一种可能，“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对于中国的主权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在这25年时间中是另外两者：边患——尤其是苏联的威胁，与台湾问题。
邓小平访美，确认了中美联手制约苏联霸权的战略关系，及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北患暂告一段落；而台湾问题，却始终成为中国一再向美国声明事关自己最大国家利益的主权与安全关注，虽然中国非常在乎自己经济发展的空间与成就，但倘若台海局势脱缰而去，中国是可以暂时放弃经济发展任务及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武力阻独的。
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美国是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国际政治博弈反复，美国是一国独大的强权；台海局势波诡云谲，美国是除两岸当事方之外惟一具有影响能力兼意图的平衡手。这样的局面之下，中国的国家发展与主权安全，一手攻，一手守，都成为必须同美国打交道才能实现的国家意志。中国总理的访美，一再将两者集中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呈现到对方面前，其基本诉求，是要为发展兴国创造条件，为国家主权与安全排除隐患。
这是中国内政在外交中的最大延续，也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乃对美关系的本质所在，更是考察25年来中国政府治国之道的一个视角。
1989年10月，其时中国面临自1979年以来最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故地重游，来到北京。一个月后就将退休的邓小平对他意味深长地说：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所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变”，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他当时便对尼克松明言的“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二是他在那两年会见来访外宾时强调得最多的——中国人吓不倒，国家的主权、安全问题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虽是十余年已往，但从温家宝提出“中美贸易五原则”的恳切，到白宫会谈时“(美国)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当面确认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邓小平所说的两点，他的同事们确实奉为圭臬未曾背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