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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泥厂成了难民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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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国旗旁是卡尔·昆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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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机件被日军劫往张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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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庾宗溎、陈范有、王涛、徐莘农(从右至左)在江南水泥厂施工工地留影 |
66年前的今天，日军侵占南京，是天津实业家陈范有在南京创建的江南水泥厂，成了难民的临时避护所，厂里的职工也担当起了保护工厂的重任。去年，当时出任该厂厂长的德国人———昆德的妻儿重游南京，才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发现
去年年初，全南京的媒体都在帮几个德国人寻人。早在1937年，一个叫京特的德国人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江南水泥厂担任厂长并帮助过到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如今他的妻儿又来到南京，要寻访当年的知情者。
当时我的外婆徐尔欣对我说：我小时候倒是有一个叫昆德的德国人和我父亲徐莘农一起救过许多难民。于是我想昆德和京特没准就是同一个人。
没等我外婆去与他们联系，他们却先找上门来。
在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中，一个曾被遗忘了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营，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把他们的回忆记录整理出来，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一种民族的精神又在今天重现。
1937年12月：
回到南京江南水泥厂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在此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无辜同胞竟达30多万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南京江南水泥厂曾充当过给予数万难民生存希望的难民营。
江南水泥厂是天津著名实业家、素有“洋灰陈”雅号的陈范有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主持创建的。
陈范有先生，1898年生于天津，曾就读南开中学、北洋大学，先后与周恩来、陈立夫同学，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中国水泥行业的风云人物。
江南水泥厂建在南京东郊名胜栖霞山东麓，北临长江，又靠近沪宁铁路，距中心城区约20公里，交通十分方便，而它的设备也很先进，采用了丹麦施密斯公司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还组织了高水平的化工、机械专业的技术骨干队伍，1937年10月建成时，它不但是全国水泥行业最大最先进的工厂，在整个亚洲也是排名第一的大厂。在建厂之初，为安全起见，就挖了一条六七米宽、四五米深的护厂河。谁想真是风云多变，机器试运行尚未结束，战场上的硝烟也飘到了这里。
为应对这一事变，江南水泥厂天津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一、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二、竭尽可能地保护工厂。于是他们首先拆卸下工厂关键部位的重要机件，把小一点的埋入土中，把大一点的沉到护厂河中。另外又建造了一个密室，将图纸藏在里面再用水泥封死，以避免被日军发现后利用。他们还将大批的技术工人分别转移至武汉、池州等地，造成人机分离，使工厂无法开工生产。与此同时董事会又组织了以经济师徐莘农为首的留守组，负责厂内的工作。鉴于德日同为轴心国成员，丹麦为中立国，董事会决定聘请德国矿业工程师京特为厂长。也许在当时董事们还不会想到，正是这些决定，会在日后拯救了数以万计自己的同胞。
1937年12月4日，京特和丹麦施密斯公司代表辛波一起在翻译的陪同下到达了江南水泥厂。为了迷惑日军，保证工厂不被日军破坏，江南水泥厂一方面对外声称是德商在华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宣称机械设备不全、人员缺乏，无力开工生产。这样一来，日寇虽费尽心机、玩尽花样，但江南水泥厂仍能出污泥而不染。
难民拥入留守组保护有功
随着战事日益紧迫，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沪宁沿线变成了焦土一片，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纷纷扶老携幼四处奔逃，寻找着能安身保命之所。厂里的留守职工也目睹着同胞的苦难怎忍坐视不管，在留守组的安排下，他们竭尽人力、物力地收容、保护他们。
留守组共有职员5人、工人38人，都是男性，其中负责人是陈范有北洋大学时的同学、经济师徐莘农。
徐莘农，1900年生于江苏常熟，其父徐念慈为同盟会会员。他先就读于北洋大学工科，与陈范有、庾宗溎等是同学，后又转学到复旦大学商科。在大屠杀期间陈范有在天津掌控江南水泥厂董事会；庾宗溎坐镇上海办事处；在现场辛苦操劳的高级职员只有徐莘农一个人。
据南京市收藏家叶德兴先生悉心收集的66年前的400多封原件信和徐莘农夫人———现年94岁高龄的宋依萍女士回忆：当时的江南水泥厂除了利用空余的工房容留难民外，在厂内空旷处还搭建许多由稻草、木料制成的简易棚屋，总面积达20000平方米以上。在难民众多时，单身男性都群居在大棚内，老孺病妇则在工房内居住，其他以家庭为单位逃难的人们(这一类最多)，则分居于小棚内。为了便于对难民的管理，徐莘农让难民们推选出12名代表协助，他与另一职员徐震寰每天都到难民驻地查看、探望一遍，一直到1938年3月，这里除出现过3次小火情外，无重大事故发生。
由于大部分逃难的家庭都自带了粮食，所以在食物的问题上留守组的压力不是很大，只要照顾那些没有办法自行解决的人就行了，但就算这样也要消耗不少粮食，最多时一日消耗达1500公斤。这些粮食一般是工厂出资在农村购买，由难民中选出的代表借用栖霞寺的大锅煮熟之后供难民吃食。厂里原来准备当燃料的1400吨煤和木料用来取暖不成问题。
据现有资料记载，江南水泥厂收容的难民不但人数最多(超过3万)，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在厂里滞留的数万难民中无一人因饥寒而亡。为了照顾伤者及病患者，留守组还在难民营里开设了诊所。鼓楼医院也在辛波的要求下，委派了两名有经验的护士前来支援，另外厂里还特聘请了两名医生进厂，所用的药品大多数也是鼓楼医院捐赠的，不足之处也由厂里另外添置。对有经济能力的病人，他们也收取5分或1角的诊费。
这里难民的来源，除了大江南北苏皖乡民外，沿沪宁铁路而来的人亦不在少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均有难民到这里来避难。只要厂中管理人员得知难民来处已经平安，无日寇骚扰时，就会动员他们返乡，其中也有不少难民自动返家，沪宁沿线的难民当铁路恢复通车后，总是由京特出面，向日有关当局申请他们归乡的通行证，并用货车车厢成批地把他们送回乡。难民中还有一些是国民党抗日时溃散的军人，他们是日寇抓捕的重要对象，一旦被抓必死无疑。因此留守组对这部分人特别照顾：先给他们换着民服，后治疗其伤，并让他们混居在难民中，待其伤愈后，发给路费让他们速回老家，以免被日寇抓捕。在这批人中就有国民党的将军廖耀湘。
难民营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阻止了日军进厂抢掠、杀戮。最令留守组头疼的是周围的土匪。一开始他们三五成群，抢劫难民的财物，后来拉帮结派打劫商铺、地主，他们不但人多而且武器精良。宋依萍女士证实说：“到了夜晚枪声不绝于耳。”为了工厂的安全，留守组以京特的名义购买了几支火力较强的毛瑟枪，还雇佣了三名俄罗斯籍的保镖。由于保护措施得当，工厂没有因土匪打劫而遭受太大损失。
护厂功臣———徐莘农
根据收藏家叶德兴先生收集的信件和宋依萍女士的回忆，人们不难发现江南水泥厂经济师徐莘农在负责护厂留守组时的事迹十分感人。
徐莘农在11月间用高价购得一小木舟来防预不测，到月底，日军逼近了栖霞，徐莘农等因不知董事会派来的新厂长何时能到，厂里又有原开工的启动资金———价值一万块大洋的黄金和3000圆的纸币及现洋一千多需要保管好，但这么一大笔钱放在厂里肯定是不安全。于是在12月1日，徐莘农把所有黄金都用布条绑在自己的腰上，并将所有的钞票缝在棉衣里，把现洋也分别藏在另外6个人的身上，一起渡江前往江北。
在江北的六合县，徐莘农等人住在税务局里，他们白天不敢出门，夜里不敢睡觉，生怕遇劫被盗。1937年12月6日，他们与天津方面联系，得知京特等已到达厂里，但战况激烈不要说是回厂，连出六合县都不可能。
13日，南京城失守，日军逼近六合，徐莘农等躲至乡下，23日工人戴庄冒险回厂，途中虽三遇日军但都幸未遇险。京特和辛波考虑当时情况又让戴庄于24日返回六合并带话给徐莘农等7人：因为情况危险(日军于13日开始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平民)，让他们不要再回来了。徐莘农认为自己身负护厂重托，且厂里资金又都在自己手中，便毅然决定回厂。然而与他一同过江的6人中有4人不愿再回厂，还提出要分钱！在4比3的情况下，徐莘农衡量利弊，又考虑到流通的问题，便将3000圆纸币给了那4人，声明是作为他们逃难的费用。自己和另外2人于25日出发走了两天两夜，于27日回到厂里，将所有的黄金和剩余的大洋交还给京特保管，这笔钱成为了难民营最可靠的保障。
京特和辛波对徐莘农等人的行为十分感动，因为当时工厂的财务经费十分紧张，来源有限，却支出庞大，这两位外国人每月虽有700圆的高额工资；还有应对汪伪自治会的费用；留守职工的日常生活开支；加上这么多的难民……每月花费数以千计，都是靠徐莘农苦心精打细算才维持下来。
徐莘农为了工厂，在战乱期间却对家中老小十多口人不能亲自照料，他在苏州家中的财物被盗匪洗劫一空，他都无动于衷，而对自己的事业和责任心却是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他在给董事会的信中这样写道：“保厂岂为私人利益，实为全体同仁前途幸福”；“我按原计划冒万死而保厂……”
京特和辛波功不可没
江南水泥厂之所以能拯救如此众多的难民，除了留守组中国职工的辛劳之外，京特和辛波这两位富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也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将多面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插在厂前厂后，及难民的居所附近，向日本人明确表示这里是“属于他们的地方”，同时还带领着装备了猎枪和狼狗的护厂队日夜巡逻，以防日军和土匪入侵骚扰。有一次，日军在附近的摄山镇上烧杀抢掠，京特得知后与留守人员徐莘农等，冒着生命危险，扛着德国国旗，立即前往交涉，用和平方式使日军离开。
难民营里开设诊所时辛波自告奋勇，亲自进城到鼓楼医院寻求帮助，带回了两名护士和一批急需的药品。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们还想方设法将日军的种种暴行向世人公布。栖霞寺的长老为痛诉日寇的暴行，写了一封题为“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信，京特将其翻译成德文，送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经理拉贝手中，使得《拉贝日记》的内容更为充实动人。辛波也拍摄了大量记录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照片，在1938年春他回国时将这些照片寄给英美两国媒体，使它们得以公之于世。
京特，1903年生于唐山，自幼在中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与夫人长期生活在江南水泥厂，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如今灾难已经过去了66年，京特也离开了人世，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当年的恩情和义举。
去年4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协专门邀请了京特夫人及其子回到南京观光，南京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们，并赠给他们由市长签发的感谢状。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难民在留守组的安排下一批一批地离开了江南水泥厂，然而该厂的抗日斗争才刚刚开始，厂里先进的机械设备早就让日本财阀垂涎三尺，从1938年开始，他们多次委派三井洋行及小野田财团主管人员以“合作参股”、“租用工厂”等好听的名义，屡屡来厂诱迫开工，但均遭到陈范有等主要董事的一致拒绝。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反击，日军节节败退，战机损失严重，制造飞机的原料十分紧缺，于是日方拟在山东张店建一座制铝厂，以提供制造战斗机的原料，他们相中了同样可以用来炼铝的江南水泥厂设备。于是日夜处心积虑，不把机器弄到手，决不罢休！
1943年底，穷凶极恶的日军再也不顾什么“轴心国盟友”的利益了，伙同汪伪政府下令强行掠走设备。
在日寇强行拆迁设备过程中，遭到厂里职工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消极怠工不予合作，导致拆迁工作进展缓慢。在强迫拆迁设备时，日本人开具了所要设备的清单，然而他们所要的关键部件两次拆运中均未获得，日方于1944年6月发出最后通牒，将常驻上海的经理庾宗溎传唤至上海日本领事馆进行威胁谈判，据庾宗溎的亲笔记录：
谈判时间：1944年6月6日上午11时，地点：上海日本领事馆。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日本领事馆调查官陆军中佐田边幸之；江南水泥厂经理庾宗溎；日本三井洋行王-生及翻译。
谈判开始时田边幸之大谈“大东亚共荣”及当今战局之严重，当谈及江南水泥厂设备的时候田边将手枪掏出来，“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以威胁的语气催促庾宗溎将全部的机器设备交出，声言知道部分主要机件藏在水中、土中，还建有密室藏匿设备，逼迫庾宗溎当场表态。
庾宗溎先说：“我所言为私人见解，公司不负责任”；接着对田边的“宏论”表示“钦佩”；最后说中日是兄弟之邦，本应平等互助对抗西方列强。田边听到如是之说，以为自己已经说服成功，立即站起来与庾宗溎热烈握手，将手枪插回腰间。庾宗溎见机又说出几点补充意见，否认了藏匿主要机件之说；称密室则是用木板钉死的，存放的是一些电线之类的一般用品与设备无关，因为怕土匪抢劫才这样做而已。这番谈判也就拖延了全部设备的运出，直至抗战胜利，日方的张店制铝厂不但未能投产，连拆卸下的部分机器都未能运走。这是该厂与日寇斗争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解放日报》曾在1944年2月3日加以报道。这与厂里从董事会成员到普通工人坚决不与日寇合作的赤诚之心是分不开的。
后记
就在这风景如画的栖霞山东麓的同一块土地上，不同时期，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日寇横行时，这里聚集着许许多多虎口余生的无辜同胞他们得到庇护和关切，这儿是他们的乐土，弥漫着友爱温暖的气氛。日寇投降后，这里被当局指定为战俘集中营，关押着成千上万双手染满鲜血的刽子手们，他们个个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犹如丧家之犬，看守们和周围的群众对这些残暴的侵略者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善与恶，爱与恨，罪与罚，对比的如此鲜明，历史如此无情，怎能不发人深思？
之所以介绍南京江南水泥厂的片段史实，就是想要从另一个侧面深入揭发日寇的凶残面目，从而进一步弘扬我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特别是我国民族企业家既千方百计地维护民族工业的宝贵基础，又殚精竭虑地保护受难的骨肉同胞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歌可泣！“南京大屠杀”鲜血淋漓的事实，铁证如山，无法抵赖，30多万只少不多，容不得半点虚假粉饰。
时光流逝，它不会因某个历史事件的纠缠而停滞，在全球一片反恐反暴声中，我们又将送走2003，迎来2004。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惨痛的历史教训，像一颗种子埋藏在我们的心中，同时我们还期待着一个答案，一个公正的答案。
(本版所用照片摘自陈克宽、陈克检著作《“洋灰陈”略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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