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乞丐,与乞丐聊天,是我们此次系列报道的基础工作。滨江道、和平路、南市食品街、大悲禅院、饭馆门前、街口道旁等等地方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都被我们纳入了视线。
11月13日上午9:30南市食品街
在南市食品街临街的一家饭店门前,记者被一名女乞丐拦住。她大约50岁,穿着粗布衣服,挎着一个破旧的书包。在她摊开的手里,有三五元的零钱。记者掏出些零钱放在她的手心,并随即问了几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呀?”“安徽。”“从安徽来天津干什么?”“就是来要饭的。”“为什么不去救助站?”“老伴有病,我得照顾。我在外头要饭够吃也挺好的。”
据这名女乞丐介绍,她的孩子正在天津打工,所以她就跟着孩子来这里乞讨。听她的口气,乞讨如同儿子的打工一样平常,一样是工作。
在食品街西出口处,一位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个饭盆,逢有人过来便将饭盆伸过去,神态中似乎有些腼腆和胆怯。记者凑上前问道:“多大了?”“20岁。”“年纪轻轻,怎么伸手要饭呢?”“我们老家发水了,来这讨点饭吃。我跟我们老乡一块住在工地上,但我打不上工,所以就要饭。”“要饭能养活你自己吗?”“今天早晨一直要到现在才要了四五块钱。”“为什么不去救助站呢?”“我不知道救助站,也不知道是可以自愿去的。”
一位长期在食品街停车场工作的中年人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内幕。工作人员称,这一带的乞丐比较多,他们一般早晨9点多来,中午时人最多。乞丐中有岁数大的,还有残疾人。施舍的人也不少,据说有的乞丐一天能有60元左右的“收入”。
11月13日下午滨江道与和平路
在滨江道和南京路交口处的人行天桥下,一位看上去大约20岁的青年人坐在那里乞讨,身前有一个纸盒,他双手畸形、残疾的双腿盘着。看上去他和普通的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交谈之后,却发现他很特别。
“我从河南来,从小我就出来流浪,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在天津呆了3年了,其实,我想到钱要攒起来,然后学点技术,学点电脑。我没上过学,但是想学。人要自立,就是有多大力量用多大力量。”这名年轻乞丐的话让人吃惊,他也有着一般年轻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11月17日上午天津站
在天津站前广场和出站口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大约接触了六七名乞丐。
在出站口附近,我们想要走近一名中年男乞丐,但他很警觉,不回答记者的任何问话,倒是旁边的一名中年女乞丐主动搭腔。
“我是从河南来的,家里闹水了,地都淹了。我才来几天,天冷了想回家,可买不起票。晚上我在房檐底下住着,很冷。现在一天就能要到三四块钱。”
这名女乞丐对可以为其提供温暖住处的救助站一无所知。而另一名老年女乞丐称她知道收容所,是进去了就出不来的那种,在里头,能干活的干活,不能干活的就在里面呆着,除非有人拿钱赎。当这名老乞丐听说现在有自愿出入的救助站时感到很奇怪,嘴里说:“没有那么好的事吧?要有我也不要饭了。”
11月18日下午大悲院
在河北区大悲院门口,记者看见大约10名乞丐聚集此处。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些乞丐趁着过往行人减少的时候会突然聚到一起,好像在交流什么。而后,他们以大悲院门口为起点依次向两边的道路散开,每两人间隔10米左右。
这时,马路尽头有一位年轻女士给了一名乞丐一些钱,但钱包还没来得及收起来,下一个乞丐又出现在她面前,在不到50米的距离内,总共有5个乞丐依次向她乞讨。
当一名乞丐拦住记者时,记者边掏钱边问他:“你和他们(那些乞丐)认识吗?”“我们之间不认识。我平常住中山门附近,坐642路车来的。在那附近不好要。一天要个十块八块的吃吃饭。”“为什么不去救助站?”“现在没有了,去年我被收容过一次。”
调查后记
在被采访的30余名乞丐中,以五六十岁的人居多。当记者询问乞讨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大都称家乡遭了灾荒,而且均是刚来天津不久。那么,他们真的有如此相同的生活经历吗?记者无从考证。
自从取消了《收容遣送条例》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再也不用担心被当作没有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等所谓的“三证”而被收容遣送、剥夺人身自由了,这可以说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在记者采访乞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摆脱收容站的阴影,甚至对救助站提供给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免费吃住的福利制度,半信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