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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一般人只知道毛主席只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出访过苏联，而且仅仅是苏联一个国家。我们一直不知道，早在1947年初毛主席就一再要求访问苏联和东欧、东南欧一系列国家， 但是都被斯大林一次次婉言推托。
如各种史料所表明的那样，除了1950～1953年短短3年以外，我们有理由说，毛泽东并不是斯大林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同志。
“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斯大林早在1927年就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保卫苏联中心”论。他认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一直存在着理论路线之争，表现形式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不同的革命斗争方针、道路的激烈矛盾和斗争。确切地说，性格坚强、刚愎自用的斯大林从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不相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喜欢毛泽东所坚持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据记载，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1949年12月，毛泽东初到苏联时，斯大林同毛泽东首次见面之后，反复地问身边的人，“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在场的人没有谁敢于回答他的疑问。根据莫洛托夫回忆录，斯大林指派他去毛泽东下榻处试探一下，说：“你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莫洛托夫照办了，他同毛泽东谈完之后逢迎斯绑林，汇报说，毛泽东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俄农民起义领袖)。
从前一般人只知道毛主席只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出访过苏联，而且仅仅是苏联一个国家。我们一直不知道，早在1947年初毛主席就一再要求访问苏联和东欧、东南欧一系列国家，但是都被斯大林一次次婉言推托。
虽然列多夫斯基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的分子，但我还是感谢他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整理出比较系统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
毛泽东传达访问莫斯科的意愿，用的是绝密电讯通道。在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处理。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之外，可能也只有他极狭小的圈子里的人能够略知一二。其他人，包括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使馆概莫能知(包括首次披露有关资料的列多夫斯基，1942～1952年他一直在苏驻华使馆任职)。
据师哲(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老人所述，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起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电讯联系，但不久遭到国民党破坏，联络人被捕。1936年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同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可是条件较差，通讯困难。1940年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经多次试验至同年末，与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电讯联系。中共中央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称“农村工作部”(简称“农委”)，由任弼时领导，师哲担任主要译员，但是，特别重要的来往信件，只有任弼时一人亲自翻译、亲自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定期地，有时每周一次甚至两次向“远方”(斯大林本人)详细介绍我方党、军、解放区情况。“远方”来电译出后，也只交毛主席一人决断、处理。通讯情况极端保密，一般不传达，有些重大问题，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
尽管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多次错误干预中共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造成巨大损失而满腹意见，但是他身为中共领袖，一直以大局为重，总认为苏方只是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才导致决策失误，只要面见详谈，分歧是会克服的，否则他就不会主动提出访苏要求了。此外，当时毛泽东对二战前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发生的紧张事态知之甚少，也极想实地考察一番。
斯大林误判中国战局而推托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首次提出访问苏联是1947年初，正值我国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是实现总体战略部署关键的一年。解放战争中两国、两党的合作关系决定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走向。双方互助互利的合作关系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对此，双方不仅负有义务，而且负有责任。
战略家毛泽东不仅要考虑战争进程，即战略战术问题，而且肯定看得更远，看到解放战争后新中国建国、治国方针的大事。毛泽东的意愿传达过去之后，直到6月15日才得到答复：斯大林同意毛前来，但有一个条件：访问绝对保密，不可走漏丝毫风声。
斯大林在给以医生身份驻在延安的苏方电讯联络员、苏军医少将奥尔洛夫(化名“杰列宾”，中国同志当时又称他“阿洛夫”)的信中写道：“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转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然而，过了两个星期，即7月1日，斯大林又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产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这显然是托辞，有些弄巧成拙：毛泽东离不离得开，他本人最清楚。
列多夫斯基解释说，斯大林之所以不允许毛泽东访苏，真实原因是苏、美、英、法因为德国问题和苏联援助中共，而使国际局势变得急剧紧张复杂。其实，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更深一层原因，那就是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战局。
当时是中共故意放弃延安，布下“口袋”准备更有力打击蒋军，毛泽东对此胸有成竹，但斯大林却内心紧张，以“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为由，婉言拒绝毛泽东的访问，因为他对中共能否胜出毫无信心，深怕毛泽东的访问使苏联在西方列强面前“惹火烧身”(当时正是苏联与西方冷战全面展开的时刻)。
后来双方商定，毛泽东的动身时间为1948年7月中旬。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到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同苏联调整关系，在于1948年4月16日发去的电报中称：“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下)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谈、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电报还通知，他打算率领任弼时、陈云、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同行。“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说：“4月26日(俄文原文如此)函收悉。偕行者和人员请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按，即苏方两名联络员)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
毛泽东突然意识到斯大林不让他访问东南欧
1948年上半年苏联开始封锁德国柏林通道，以“莫洛托夫计划”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制造捷克二月政变，苏南关系开始紧张，苏联对东欧各国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酝酿新一轮镇压，国内粮食饥荒危机严重——斯大林岂能允许毛泽东在此关键时刻访苏，更不要说赴东欧、东南欧考察了。
斯大林同意毛出访只不过是表面说说而已。果然，仅仅过了10天，即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毛泽东立刻领悟到斯大林不欢迎他此刻访苏，特别是不欢迎访问东欧、东南欧。毛泽东当天就回电，而且措辞极为得当：“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形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作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后奉告。”
7月4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斯大林：“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3条路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7月14日斯大林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
奥尔洛夫为了转达斯大林上述电报，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后来他在向斯大林报告此次谈话内容和印象时说，毛泽东对苏共中央领导人借口忙于征粮颇不以为然：“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
奥尔洛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就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在他听人翻译时做出的微笑和说出的‘好、好、好’，绝不意味着他满意于这个电报。这看得很清楚。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觉得，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他要求派飞机或轮船的事遭到拒绝。但这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因为是莫斯科提出要派飞机的。毛泽东相信，他立即就应动身。显然，此行对他本人来说是需要的。他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已经在装箱子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他现在看似平静、礼貌和注意地听着，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可他的真实心理难以揣摸。任弼时的表现让人觉得，他似乎没有想到会延期动身。”
斯大林并不急于在莫斯科见到毛泽东，这是事实。但是毛泽东不理解为什么苏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秋收季节都要分散到各地区，也是很自然但又存有误解的事。从30年代初苏联农业实行集体化以来，几乎每年的“征粮”都是一场“国内战争”，国家对集体农庄的管制异常严厉，农民处于被“迫种、迫收、迫交”的监控之下，二战后苏联粮荒更为严重，每年还不到收割时刻，各地方当局就事先派人长期驻在农庄，直到把农民的所有“余粮”拿到手为止。而每个大的行政区都要有中央要员坐镇。这是事实，是国策。苏联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毛泽东怎么会想像得到呢。
“务必就一些重要问题当面向‘大老板’汇报”
毛泽东急于到莫斯科去，到底要谈什么问题？据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电报说，他同毛泽东又谈过一次话，内容是毛泽东想同斯大林讨论一些问题。奥尔洛夫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1，关于同小党派(作者按，‘小党派’，这不像是毛泽东的原话)、民族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同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的关系问题；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5，关于价值3亿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7，一系列其他问题。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奥尔洛夫是否完整准确地转达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暂且还不能下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是诚恳热情的。
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再电莫斯科：“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由于毛泽东想去莫斯科的愿望屡屡受挫，这封电报已经带有“调侃”意味和中国式的幽默了。显然，由于没能较快地泵到回音，11月28日毛泽东发出的电报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为12月末。
可是，直到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才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做出的决定是：继续推迟毛泽东赴莫斯科的行期并且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中国同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谈判。就这样，毛泽东在建国前赴苏、东欧、东南欧访问的计划，由于斯大林的敷衍搪塞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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