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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介绍来津挣钱
分片乞讨各占地盘
目前，在城市乞讨族这个群体中，像蛋蛋妈一样，“一名妇女带着个孩子”这种乞讨方式占了绝大多数。其原因不言自明，妇女和孩子一直都被视为“弱势群体”，她们也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以孩子博得大家的同情，达到要钱的目的。询问了几十名这样的乞讨者，记者了解到，这部分人，多是来自江苏、甘肃以及安徽三个省。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曾和一名来自江苏农村的姜姓妇女攀谈起来。和其他被采访的乞讨族相比，小姜的警惕性要低很多。小姜告诉记者，在老家的时候，他们就听说同村很多人都到外边以讨钱为生，而且收入相当可观，一年多以前，在几个老乡的介绍下，她就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天津，而随后的“工作”也特别简单，“我带着孩子出去乞讨，他出去捡些破烂卖，每个月加起来的收入不比你们城市人少。”
在小姜租住的平房里，记者看到，她家虽然看上去比较寒酸，但电视、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可谓是一应俱全。按小姜的说法，光是从他们村来天津以乞讨为生的就不下20人。由于大多数都是像他们一样通过老乡介绍过来的，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住在一起，“怎么说，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呀。”
在小姜租住的这间平房附近，记者看到，和她同样以乞讨为生的老乡们都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她们每天八九点钟带着孩子结伴出门，乘公交车来到自己固定的乞讨地点，晚上五六点回家做饭，吃饭，睡觉，偶尔几家人聚在一起，从外边买点饭菜，改善一下生活。
调查中，记者也摸清了这部分乞讨者乞讨时的地点。像小姜她们来自江苏的老乡大多集中在南京路、南楼五岔路口，还有一部分人在大悲院附近。如果没什么意外，她们一般不会更换自己的“工作”地点。正像和小姜一起的一名妇女所说，所有的乞讨者基本上都会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不到别人的地盘上做生意，那样不仅会砸了别人的买卖，还可能给自己惹祸。
这名妇女所说的“默契”，记者在采访中有所感觉，例如蛋蛋妈她们，一直是在鞍山西道和卫津路一带乞讨，绝不会到别处去。就这个奇怪的事，记者曾询问过蛋蛋妈为什么不去别处，当时，蛋蛋妈也只是草草地说了一句“海光寺那边也不错，不过那边的都是安徽人”。
小姜他们这些江苏人住在杨台一带，来自安徽的几十名乞讨者大都租住在西姜井一带的平房里。像蛋蛋妈她们那样睡在桥下的属于极少数，按蛋蛋妈所说，她们的老乡都住在刘家房子。
小姜说，这些乞讨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租住地点，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因素，一是和老乡住在一起，互相能有个照应。再有，城郊结合部房子的租金都比较低，一般每个月几十元左右，最贵也超不过100块钱。
除了各主要路口这些“带孩子的乞讨者”外，拖着伤残身体的老人，挂着“因贫失学”牌子的孩子则是“城市乞讨族”另一组成部分，约占“城市乞讨族”的百分之四十。通过走访，记者对这部分乞讨者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
在这部分人中，伤残者以六七十岁的老人居多。“工作”地点，他们大都选择滨江道、小白楼商业街以及大悲院一带比较繁华、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段。这些肢体伤残的乞讨者大部分来自河北等地，与儿女到天津后，儿女多以收废品为生，由于身体所限，这些老人就干起了乞讨的“工作”。和其他乞讨者一样，这些老人也多住在城郊结合部外地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和伤残乞讨者相似，大多数以“因贫失学”为幌乞讨的孩子一般也都集中在上述三处繁华地段，以及一些大型超市门口。他们选择这些地点，除了看中这里人流量大外，还有一点就是抓住了大多数人“身上都有零钱”这一特点。“因贫失学”乞讨者基本上来自安徽和山东两地，在津居住地集中在杨台和西姜井两处。
另外，一些散落在天津站附近的乞讨者则就近安家，这部分人来自四面八方，乞讨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手里捧着个小盆，蜗居在站前和车站后广场。不过，他们的收入相比较会稍高一些，而且居住的地点也比其他乞讨者显得有档次。记者调查中不止一次看见，这些人到晚上的时候，就钻进了附近的小旅店里。
公交上班吃喝不愁
生财有道家中盖楼
经过调查记者发现，这些人背井离乡出来乞讨，他们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已经把“乞讨”当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已经把“乞丐”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现在，乞讨者已经成了一个复杂的群体，“穷困”一词已经完全不能解释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了。像蛋蛋能吃上面包，喝上可乐一样，记者在一些乞讨者的家里看到，他们吃着和我们同样的饭菜，过着同样的生活。况且，他们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情景就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只不过，他们不愿意被人冠以“乞丐”的称号，他们觉得这个“头衔”实在不雅，实在有些“不劳而获”的意思，所以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打工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自己与那些在天津打工的外地人一样，大家都是来这里挣钱的，来这儿生财的。
为了解乞讨者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北京警方曾深入到一些乞讨者老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农民已经把外出乞讨当成了一种致富的手段，在个别地方甚至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他们的普遍想法是，种庄稼太麻烦，不如到大城市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比在家种地轻松多了。利用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的农民不在少数。
某媒体记者国庆前夕也到阜阳市以“讨饭村”闻名的宫小村进行采访。采访中发现，这个村里不少家是高高的大门，林立的小楼。还是一位村民道出了实情，原来，能盖楼的村民多半是到外面打工挣的钱，而所谓的打工，其实就是出去行乞，几年下来，原先的茅草屋就变成了现在的“小洋楼”了。
不知乞讨成了某些人的职业，成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手段是好是坏，不过，在采访中一名乞丐所说的话似乎能代表多数乞讨者的想法———“自己认识的字不多，如果回家干活的话，肯定比乞讨更受累。”
救助站闲置无人去
善心施舍是“纵容”
某网站曾就“对城市乞丐的最深印象”做过一次调查，其中备选答案有“全是骗人的”、“熟视无睹，毫无感觉”、“有些恶心，有些可怜”、“先是可怜丢钱，久之感觉受骗了不予理睬”、“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有组织地行骗，更令人反感”5种，在接受调查的7756人中，只有294人选了“熟视无睹，毫无感觉”一项，只占参选人数的3.8%，而获得选票最多的则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有组织地行骗，更令人反感”一项，占了总人数的38.2%。从这项调查不难看出，人们对于乞讨族并不是毫无怜悯之心。
那么，该怎么对待这个特殊的群体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先说收容救助部门，尽管它的大门一直向需要帮助的人敞开着，但这些乞讨族却很少有人愿意走进去。哈尔滨市救助站成立一个月以后就遇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难题：一方面救助站床铺闲置，一方面街头乞丐拒绝救助。大多数乞丐宁可街头乞讨，也不愿搬进救助站。经了解才知道，乞丐成为了一种职业，他们乞讨的目的也不再是求助了。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对一位来自安徽省的乞讨老妇救助时发现，她在市郊租了一间民房，白天出去乞讨，晚上回家。儿子、儿媳则以收废品为生。老妇说，她每天能讨到二三十元，加上收废品的收入，现在已经有能力回老家盖房了。一时间，救助站陷入了“多次将印有联系电话、单位地址的‘救助指南卡’送到乞丐的手里，但很少有求助者登门”的尴尬局面。
对于这些整天流浪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乞讨族，民警似乎也是有劲儿使不出。“他们没犯罪，你又不能把他们拉到派出所，就算他们犯错误了，把他关上几天，等他出来以后，还和以前一样，该要钱要钱，该行乞行乞。”一名民警告诉记者，有时他看见有些乞丐追着人满马路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常说结果不同往往是因为遭遇不同，对待乞丐，其实惟一的办法也只有人们既不去同情，也不必心存偏见与歧视，“扔”给他一个平常心。所以，尽量别对身边的乞丐抱太多关心，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在为生活奔波。
“正是人们这种施舍的行为，才使乞丐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施舍就是纵容。”记者采访时，一名社会学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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