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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派往伊拉克的陆上自卫队先遣队一行30人于1月16日晚从成田机场启程赴伊，装载着先遣队8辆轻型装甲车及其它装备的运输机也从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出发，17日到达科威特。3周前，日本政府已将航空自卫队先遣队约50人派往科威特和卡塔尔，为日后向伊拉克派兵建立转运基地。
据透露，日政府计划在确认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后，从本月底起至3月下旬，将驻伊陆上自卫队440人分批派往目的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150多人以及3架C-130运输机将于本月下旬出发，前往海湾地区，担负从科威特机场到伊拉克机场的物资运输任务。上述行动开创了日本战后向依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派遣军队之先河。
实际上，追溯到2003年12月19日，它对于战后日本的防务界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一口气做出三项重大决定：下令向伊拉克派兵、决定引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修改“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在第二天出版的《东京新闻》上，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此举是对以往防卫政策的重大修正，其意义之重大，足以使这一天载入战后日本军事发展的史册。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发现，事实上日本的防务政策调整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冷战后十余年的发展背景，更为关键的问题则在于，日本未来的军事发展究竟将何去何从？这应该是所有关注战后日本军事发展的人们所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战略篇
“泥鳅战略”迅速突破法律禁区
长期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型”的军事发展道路，曾先后制定过“专守防卫”、“禁止向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规定。对于现阶段日本的军事发展而言，这些“障碍”是不得不面对的。为此，日本在军事战略的调整上，始终将法理突破作为其第一要务。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同盟，以“对美合作”为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巧妙地回避了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与此同时，在时机的把握上，日本则充分展现了其善于捕捉“机会”的能力。日本媒体在对此进行评论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泥鳅战略”，意指如同捉泥鳅，必须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迅速下手，方可一蹴而就。事实也的确如此。近年来日本在法理上的突破，几乎无一不是这一“泥鳅战略”下的产物。
四次“良机”出兵海外得偿夙愿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日本冷战后谋求自卫队由国土防卫型向海外干预型发展的第一个契机。当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国际和平合作法》，是自卫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块垫脚石。1997年日美重修《防务合作指导方针》，两年后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一举完成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定位和国内立法支持。其中提出的“周边事态”理论架构，为日本平战结合的对美支援行动奠定了法理依据。这可以认为是日本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的第二个“机会”。2001年的“9·１1”事件和随之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三个“机会”。同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为自卫队对在东亚以外地区展开战斗行动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
2003年以来，日本利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机，及时捕捉到了又一“良机”。
2003年6月，《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在经过国会众参两院高票通过后开始施行。这一被学者称之为“战争法”的法律体系对于日本未来的军事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其中所包含的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以及建立在绝对权限之下的全民动员体制等内容均可能预示着日本防务政策将产生根本性转变。也难怪日本防务界为26年的夙愿得以一偿而备受鼓舞，甚至于有人在《读卖新闻》上如是感慨万端：“日本终于成为‘普通国家’了。”
五大转变
自卫队渐变成军队
这里，我们不妨对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架构做一个大致的归纳。它应该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力量的职能正在由“自卫型”转变为“自卫与对外干预型”相结合的体制，自卫队的性质也因此发生发根本性转变，一如日本政府领导人在2003年5月20日和11月2日先后在不同场合所表示的那样，“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二是军事战略方针由以往的“被动御敌”转变为“先发制人”，强调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具有鲜明的主动先期威慑性格；三是基于其广义“周边事态”理论，军事力量的运用范围由日本周边扩展至全球，以“支援美军军事行动”为名实施“海外干预”已成为自卫队又一主要战略任务；四是在威胁判断上趋于多元化，即由以往的单纯强调针对日本的大规模武力进犯，改为应付导弹攻击、海上袭扰和难民涌入等，并据此调整兵力部署与军力结构；五是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最终确立日美联合作战体制为战略目标。这一全新的军事战略似可描述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本土防卫与有选择地参与”军事战略。
战术篇
军力结构
保证质量伸缩自如
在上述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近年来，日本在军事体制编制调整、军力结构改革及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均有大的动作。
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调整领率机关体制，以精简机构和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效能。1997年“情报本部”的设立、1999年参联会权责的扩大和2001年防卫厅的组织机构改革均体现了这一思路。此外，2003年，参联会提交《联合运用研讨成果报告》，拟议改组参联会为联合参谋部，赋予其联合作战指挥权限，也是其具体步骤之一。二是深化部队的体制编制调整。作为日本中长期军备发展计划，1995年底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建设“合理、高效、精干”的军事力量的总体规划，并已于第三个五年计划(1996年～2000年)期间，先期开始部分实施。从第四个五年计划(2001年～2005年)的情况来看，日本明显加快了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步伐。按照新《防卫计划大纲》的要求，自卫队总编制员额将由1996年的约30万人减至28万人，其中重点是陆上自卫队，将由1996年的18万人减至16万人(含1.5万人的应急预备役)，基干部队由13个师、2个混成旅改编为9个师、6个旅，借以优化陆上自卫队主战部队体制编制，实现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的立体机动投送，以适应未来自主防卫之需求。日本此举的目的是控制规模，保证质量，建立一支弹性部队，做到平时少养兵、养精兵，战时可迅速扩充。
武器系统
自主开发进攻武器
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其主要思路是在注重引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同时，利用自身的高科技优势，走出一条自主研发或联合开发的路子。其指导思想是适应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武器装备向远程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目前，由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90式主战坦克已约占其坦克总数的20%，4600吨“村雨”级和7200吨“宙斯盾”级驱逐舰等约占作战舰艇总数的25%，与美国联合研制的F-2战斗支援机以及引进的F-15战斗机约占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高技术主战装备仍将是今后装备采购计划的重点，随着其所占比重的不断扩大，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高技术含量将会明显提高。此外，加上业已引进的空中加油机和2004年度拟建的13500吨级“直升机导弹驱逐舰”，日本不仅将在武器装备远程化和大型化方面再上一级台阶，同时也将使其在发展进攻性武器方面前进一大步。
指挥系统
发射谍星联络纵横
日本的自动化信息指挥系统C4ISR建设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依托其高科技优势，起点高，见效快。目前，自卫队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三军C4ISR系统为基础，以防卫厅C4ISR系统为核心的指挥控制体系，具有全境、全手段立体通信能力，并可对日本超高空、空中、海上、水下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与监听，预警范围达3000千米至4000千米，但纵向联通不够，横向三自卫队亦互不相通，远距离空中侦察更需依赖美国。为此，日本今后将重点“通过建设完善的网络系统等，强化情报指挥通信机能”，以中央指挥所的“中央指挥系统”(NCCS)为中心，构建“防卫综合数据通信网”(IDDN)，实现三自卫队指挥系统的全部互联。此外，日本已于2003年3月28日成功发射了2颗侦察卫星，尽管第二批2颗侦察卫星于2003年11月29日发射失败，但这并不会对日本构建自主侦察卫星系统的决心产生根本性影响。
防御系统
海基平台截击导弹
对于引进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BMD)问题，日本始终态度十分积极。2003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做出引进BMD系统的决定后，这一进程将明显加快。就目前条件而言，“宙斯盾”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III”截击导弹，配合已拥有的侦察卫星，便可在理论上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III”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日本此举无疑将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同时作为连带反应，还将可能导致日本最终修改或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
不难看出，未来日本的军事发展将步入稳步发展的快车道，日本自卫队向“正常国家”的“正常军事状态”转变的步伐似已不可阻挡。有鉴于日本至今仍未对过去的侵略历史做出深刻反省这一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转变保持高度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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