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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情结。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融入了人的生命，那些难忘的、让你时常回味的过去，往往是你生命中的闪光点。讲一讲您的老故事，让那些挚爱与难忘、错失与痛悔再次闪烁于时间之河，我们与您分享。
主持人：文靖
嘉宾：林祥：男，63岁，退休干部
符德明：男，62岁，退休干部
冯先生：男，62岁，归国华侨
黎丽：女，34岁，公司职员
孤儿寡母的年：苦中有乐
主持人：您已63岁了，在您过的63个年中，哪些年的春节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林祥：小时候过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主持人：为什么呢？
林祥：非常苦，但苦中有一份盼望。
我父亲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那时还没解放，日子苦得没法说，母亲靠给人缝缝补补、洗衣做饭赚点钱来养活我。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其艰难是别人无法想像的，但母亲很坚强，一个人抚养我长大。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争气，要自食其力。我从10来岁开始打工，帮人家开渡船、搬东西，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到一块钱。每天从家里出发时带点米和萝卜干，这就是一天的口粮，也许是那时一年到头吃不到肉，肚子里油水少，一天到晚总是感觉饿。虽然那时一个面包5分钱，一碗面条也是5分钱，但我从不敢花钱给自己买一碗，因为这钱是我和妈妈的活命钱，我不敢浪费一分。
一年下来，妈妈节衣缩食地攒了一点钱，除夕那天买上两斤肉，先切下一半做熟，除夕晚上要拜祖宗。这碗肉先祭祖，然后妈妈把这一碗肉都放在我的面前，她一块都不舍得吃，她告诉我：“我不想吃肉，你都吃了吧。”那时我也不懂事，不知妈妈是在心疼我，真的以为妈妈不想吃肉，自己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那时吃的肉香味能记一辈子。
当地过年时有一种拜神活动，用普通话怎么讲我也不知道，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尊神像挨家挨户走，走到谁家了，谁家就要放鞭炮、点香、上供品祭拜，祈求来年全家平安。妈妈每年都要在有限的过年钱中挤出一点来，买几根甘蔗、一点茶叶、一小串鞭炮准备迎接拜神活动的到来，拜神过后，妈妈就把甘蔗给我，成了我过年的水果。
那时我还小，喜欢热闹，跟着抬神像的人从村东跑到村西，高兴得很，早已忘了一年的辛苦和劳累。
那时的年是一种盼望，盼望着肉的香味、甘蔗的甜蜜、拜神的热闹。
五十年代的年：俭朴热闹
主持人：五十年代时，您的家境算是中等的吗？过年留给您的印象深吗？
符德明：我是1942年生人，五十年代是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阶段，印象当然很深的。那时我家算是中等家庭，父亲是卖苦力的工人，母亲也有点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总还是不愁的，要比林祥家强些。
每到过年，妈妈总是要准备好一条红咸鱼，买上一只鸡，如果今年年景好点，就会买两只鸡，再买点肉、水芹菜、粉丝、腐竹、甜菜、豆芽、黄花菜、冬菇等。除夕晚上，妈妈杀只鸡，把它做好，点上香，全家人先拜祖宗，然后才吃年夜饭。那时，我们家还做不到每年过年都给孩子做新衣服，大概要两年做一次新衣服，如果今年除夕妈妈拿出新衣服给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就会高兴得不得了。那时的新衣都是妈妈一针一线自己缝的，穿上新衣，这个年也会过得格外兴奋。
大年初一海南人是要吃素的，妈妈把年前准备好的菜做成香喷喷的斋菜。那时，海南还能见到一种活动，普通话应该怎么讲我就不知道了，暂且把它叫“飘色”吧，是一个大人推着一个手推车，车上绑着一个架子，架子上站着一个小孩，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满大街游行，远远望去，像是人飘在空中，很是好看。还有很多人把自己装扮成古代故事里的人物，有《白蛇传》里的白蛇和许仙、《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等，大家敲锣打鼓地在大街上游行，那才叫个热闹，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在游行的队伍中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年味就体现在了这种热热闹闹的气氛中了。
南洋归来过个团圆年
主持人：你们家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归侨，那你记忆最深的是在马来西亚过的年吗？
冯先生：不，记忆最深的是1954年的春节。那是我们全家回国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我的父亲于1935年远渡重洋，带着两个哥哥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大马属英国殖民地，石矿很多，父亲和两个哥哥就在石矿当了矿工。后来，妈妈也乘木船漂洋过海找父亲，一家人总算异国他乡团圆了。
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哥参加了“马共”，进行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英国立即宣布“马共”不合法，大哥被驱逐出境，他坐难民船回到了海南，那时海南还没解放，大哥回来不久就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解放海南的战役。
抗美援朝爆发后，大马征兵到朝鲜前线，二哥被列为征兵对象，妈妈很害怕，她说不能让二哥去当兵，哪有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道理。正在此时，大哥来信说，现在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好了，让妈妈带着全家回国。
1953年11月，妈妈带着我们全家登上了挪威的“海王”号轮船，开始了回国的旅程。“海王”号还没到海南就听说海南遭受了多年不遇的大台风。11月底，当我们踏上海南岛时，满目创痍，倒塌的房屋，被台风刮倒的椰子树，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街道，可是我们全家还是很高兴，因为我们回家了，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上岛的第一夜，我们住在博爱北路一家华侨开的旅馆，名叫“阜成风旅馆”，可惜这家旅馆现在已经拆了。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海口大多数人都穿的是木屐，满街都是叮叮当当的木屐声。
1954年的春节，妈妈带着全家回到了老家桂林洋，老家的亲朋好友都来迎接我们，这一年的春节最热闹、最温馨。除夕夜，妈妈在爸爸的遗像前哭了，她告诉爸爸，我们全家都回到老家了。
没有年夜饭的除夕
主持人：日子再苦，在过年的那几天，每个人的心中都是快乐的，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黎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有一年的春节是例外，那一年的春节全家人是在泪水中度过的。
主持人：那是哪一年的春节？
黎丽：是1976年春节。
1976年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悲痛的一年。而1976年对于我来说，除了和大家一样的悲痛之外，在那一年的春节，我和我的家人还多了一份痛彻心肺的悲，我的父亲在除夕那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刚刚30岁，还那样年轻。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爸爸心灵手巧、爱学习，他自学了农耕机械的维修、木工活，靠他自己的努力当上生产队机耕队的队长。
在东北的农村，冬天是农闲时节，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爸爸却趁着农闲维修机械，带着机耕队的人忙活起来，一直忙到腊月廿三过小年才放假。回到家又帮姥姥家辅地板(那时的地板是真正实木的，自己把大树锯成一条条的木板，要厚度一样，然后辅在地上，走在这样的木地板上会吱嘎嘎地响)，忙到年三十那天上午，只差一点就辅完了，这时机耕队值班的一位李叔叔跑来说，车库没煤了，大家都放假了找不到人拉煤，爸爸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和李叔叔去拉煤了，走前跟姥姥说，他下午就回来，保证在三十晚上把地板辅完。
那年我六岁，我已经习惯了傍晚在路边等爸爸回家，每当爸爸看到我，他都会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再转上几圈，我会高兴地尖叫起来。那天下午我也到路边等爸爸，天下起了小雪，我的睫毛上都结了霜，天也渐渐黑了，就是不见爸爸回来，妈妈到路边叫了我几次，我倔强地不肯回去。后来我被冻哭了，妈妈把我抱了回去，我们刚走到家门口，和爸爸一起去拉煤的李叔叔跑过来，和妈妈低声说了几句话，妈妈脸色立刻就变了，告诉我在家看好妹妹们，不许离开家。然后她就和李叔叔一路小跑消失在了飘雪的夜色中。
外面渐渐有了鞭炮声，人家已经开始吃年夜饭了，我和两个妹妹肚子饿得咕咕叫，却不见爸爸、妈妈回来。后来舅舅来了，一见到舅舅我就哭了，舅舅把我们带到了姥姥家，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妈妈，她眼睛红红的坐在炕上。我和妹妹在姥姥家吃完了饭就睡了，除夕夜没有见到爸爸。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姥姥帮我和妹妹们换好新衣服，但跟往年不同的是，姥姥给我们每个人的手臂上带了一个黑布条。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只是要忙着给姥姥拜年，因为姥姥会给压岁钱的。可姥姥不让我们给她拜年，她说要我们去一个地方。
姥姥领着我们来到生产队的大礼堂，在那里，我一眼就看见了爸爸，他躺在一块木板上，双手包着纸，双眼紧闭。我一下扑过去，拽着爸爸的衣襟说：“爸爸别在这睡觉，会冻病的，我们回家吧！”
那时我还不懂死是什么，渐渐地我长大了，才知道那个除夕发生了意外，夺去了爸爸30岁年轻的生命，他永远随着雪花飘走了。1976年的春节是个没有年夜饭、没有鞭炮声、没有欢笑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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