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立院党团”担心“立委”被监听，于1月13日请来多名警察，检查办公室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
1月12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见泛蓝军县市议长时指出，“立法院长”王金平和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丁守中已被台当局情治部门(情报、治安部门的简称)监听。当天，王金平也证实了此事，并强调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其情节严重到像1972年美国的“水门事件”。尽管陈水扁矢口否认，但监听事件仍闹得沸沸扬扬，泛蓝军人人自危，岛内各界人心惶惶。
国亲高层披露了发现自己被监听的经过
宋楚瑜披露了泛蓝人士遭监听的消息后，丁守中当天详细介绍了发现自己被监听的经过。他说，他长期在“国防大学”和“国安局”研究班讲课，学生遍及军情界。一名学生早就告诉他，近年来，台湾“国安局电讯发展中心”、“国防部军情局技术情报组”和“法务部调查局”等单位，以“扩大调查贿选”的名义，非法监听泛蓝阵营多位重要辅选干部。
丁守中当时半信半疑，大约一个月前，这名学生又告诉他，他已被监听，同时详细举证了被监听经过，令他不得不相信。随后，丁守中提供了包括自己办公室电话、手机等6个电话号码，请“调查局长”叶盛茂协助了解。不久，那名学生告诉他，他被监听的电话号码又增加了3个，而这3个正是他提供给叶盛茂的6个电话号码中的3个。如此变本加厉，令他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揭发此事。
国民党秘书长当场抓到监视连战的便衣警察
当然，最让泛蓝军感到不快的是：1月13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参加台北县三重市岁末敬老餐会。现场有一些便衣警察带着搜集证据的器材，偷偷摸摸地忙活着，结果被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逮个正着，指责说：“你们鬼鬼祟祟干什么？”这些人不敢做声。事后，当地警察分局负责人辩解说，这是“基于礼遇和保护卸任副元首”。
对于陈水扁非法监听的行为，泛蓝军不依不饶。身为连宋竞选总部主委的王金平表示，如果丁守中遭监听属实，就不能排除连战、宋楚瑜等人也遭监听的可能性；他希望这一切都是在合法规定下进行的，“监听不能变成窃听”。1月13日，亲民党“立院党团”还邀请“国安局副局长”等军情检调部门负责人到“立法院”解释清楚，并当面痛斥情治系统“已沦为民进党的选战工具”。
连日来，岛内多家电视台和报纸连续报道了泛蓝军高层被监听的新闻。《联合报》还披露了“军情局电信技术发展室”的内幕。“军情局电技室”位于台北市爱国西路小南门旁(“总统府”附近)，被称为“不受监督的黑机关”、“台湾最神秘、设备最先进的监听单位”。报纸援引一名“国安人士”的话说，其他单位的监听技术和规模与电技室简直无法相比。一名电技室人员还透露，“军情局”组织了约300人，以“华城”作为专案代号，“专门对重要人士下手”；每逢重要选举，他们都“应邀”提供完整而及时的情报，供当政者参考。
泛蓝高层个个练就了一身“反监听”的独门功夫
陈水扁当局的非法监听行为搞得泛蓝高层提心吊胆。为了对付监听，他们个个练就了一身独门功夫。丁守中一人带五六个手机是家常便饭，为的就是让情治部门一时找不到目标，但他的电话还是个个都遭到了监听。连宋两人最为小心谨慎，他们定期找专家检查住处和办公室是否装有窃听器。
林丰正根本就不带手机，有事只通过办公室联络，安排面访或主动回电。他的电话“易付卡”每3个月换一次号。负责连宋重要行程的勤务人员，则往往以代号联系工作时间和地点。连战办公室的高级幕僚有时用传真机上的电话对外联系，因为监听者大部分时间只能听到传真机的声音，难以听到偶尔的对话。
亲民党“立委”周锡玮透露，情治部门教给他几招了解自家电话是否被监听的窍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注意自家电话是否有无法立即挂断的情况出现，因为一旦被人监听，原本是双方对话的
电话就变成三方通话，而一般窃听的人会比谈话的双方晚一点挂断电话。
国民党“立委”黄德福防监听的秘诀则是：在家打手机时开启两种不同品牌的电蚊香开关，以干扰手机信号，让监听单位不易窃听。
陈水扁和情治部门异口同声，死不认账
对政治人物无论是“合法监听”还是非法监听，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面对泛蓝军的指证，陈水扁及情治部门异口同声，表示“绝无政治监听”。13日，陈水扁还为情治人员叫屈，一口咬定他任内决不会搞“黑名单”及“黑材料”。而吕秀莲则讽刺泛蓝军“以前监听人太有经验了”，连宋应该为建立监听制度向民众道歉。
1月13日，台湾“检察总长”卢仁发和“调查局长”叶盛茂等人召开联合记者会，强调“没有非法监听的事”。“军情局副局长”杨天长说，“军情局”监听技术没有办法监听从台湾打到大陆的电话，也无法监听特定对象，更没有权力监听岛内电话。“国安局副局长”黄磊解释说，“国安局”只负责核发监听书，然后由“调查局”执行，而且“只针对境外敌对势力，如对大陆对台渗透等进行监控、监听”，决不会对岛内人士搞监听，否则“下台负责”。陈水扁竞选总部发言人吴乃仁在明知不可能有证据的情况下，还一本正经地要求在野党“拿出被监听的证据”。
宋楚瑜一星期打几次牌，牌友是谁，陈水扁都一清二楚
陈水扁上台后，要求情治单位“严守中立，不要介入选举”。理论上，情治部门的监听应依法进行。但情治系统人士分析，岛内七大情治单位都有监听设备、技术及相关业务，违法监听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事实上，陈水扁上台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地“明示”或“暗示”有“情治太上皇”之称的“国安局”，再通过“国安局”指示“调查局”，调查、搜集岛内政要和工商界名人的资料。“调查局”秘书将资料呈报“局长”审核后，再交给“国安局”编辑成《国安日报》，呈报给陈水扁。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泛蓝人士，谢长廷、施明德等泛绿人士，主张“三通”的台塑董事长王永庆等工商界人士，都榜上有名。据说，连战一星期打几次高尔夫球，宋楚瑜一星期打几次牌，牌友是谁，陈水扁都一清二楚。由于立足未稳，《国安日报》很快于2000年9月被曝光，陈水扁不得不有所“收敛”。
2001年“立委”和县市长选举前，陈水扁把“国安局”、“调查局”等核心部门的一把手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最典型的就是“调查局长”叶盛茂。此后，“国安局”签发的监听书和监听的人数都比2000年多了一倍，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候选人都遭到监听。2003年7月底花莲县长补选期间，王金平在花莲的亲家和他刚通完电话，立即就受到当地警察的“关注”。此类新闻不绝于耳。去年3月，“台联党立委”苏盈贵就抖出内幕，说有51名“立委”遭到监控，甚至有“立委”助理被情治单位吸收为线民。
陈水扁不仅监听政治对手，还监听自己阵营里的人，像前“外交部长”田弘茂和“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因为不是民进党人，也都有过遭监听的经历。
乐此不疲为选战
陈水扁陷入“公投”困境，选战形势不妙。去年年底，“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透露说，“春节后将会打出更大的牌”。泛蓝军从七大情治系统获悉，陈水扁正通过监听系统搜集泛蓝军所谓“与大陆往来”的“红材料”和像“兴票案”一样的“黑材料”，企图把选战变为“卖台与保台”、“黑金与反黑金”的战争，扭转被动局面。泛蓝军高层早就知道被监听，因而抢在陈水扁之前揭出这些内幕，一来让对手投鼠忌器：现在不承认搞政治监听，以后就不好再抛“黑材料”了；二来也向情治系统喊话，不要跟陈水扁走进死胡同。
当然，陈水扁搞政治监听，还是为了窃取泛蓝军选战机密。诸如：了解对手选情部署、重要选战策略、选战文宣议题以及摸清泛蓝军选战资金来源及流向等。最近，不少财团开始与国亲两党接触示好，表示要“意思意思”，其中有些财团还是泛绿军长期赞助者。一名泛绿财团高层在与国亲两党高层会面，接着电话联系“敏感事务”后，没过几天就接到“上面”的关切电话，直言对他与泛蓝军接触的情况了如指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