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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书损睾丸辛酸大半生
昨日，莱阳老汉接庆松携老伴李兰香来到本报接待室，讲述了自己辛酸的大半生。原来，接庆松曾在山前店镇南务村担任了17年的书记。1975年，发生的一次意外，使接庆松从此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困境中……
当书记，带头结扎
接庆松，1945年生人，早年算得上南务村一条好汉。1970年，接庆松被村里发展为党员；两年后，他成为村支部委员，次年当选村支部副书记。1975年，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南务村是一个大村落，当时有12个生产队，2200多名村民，工作不好开展。而且，接庆松一上任，就面临一个令人挠头的难题———计划生育。
当时，南务村有130余户节育对象，他们对此观念淡薄，或对抗、或恐惧、或观望，虽然接庆松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站出来去结扎。
关键时刻，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身为节育对象的接庆松夫妇，就成了村民紧盯的焦点。
那一年，接庆松年仅30岁，已有了两个儿子，而妻子李兰香正怀着小女儿。妻子体弱多病，怎忍心让她去结扎？接庆松心急如焚，为完成计生工作，他身先士卒，第一个来到莱阳人民医院。
电结扎，结出问题
1975年4月2日上午，接庆松踏进了莱阳人民医院，找到了该院负责结扎事宜的王主任。当时，和接庆松一起结扎的，还有另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那时，各地都是手术结扎，很少有人知道“电结扎”。
接庆松等人接受的就是电结扎。医生说，这是一种新式结扎术。于是，他们就成了试验对象。接庆松是第一个接受电结扎；也只有他，成了试验的牺牲品。
据接庆松回忆，当时结扎病房里，有一台收音机式的仪器，医生从中扯出两根电线，线端各有一支电针。医生将两支针分别插进其两侧睾丸。然后，护士就拨动了电钮———
那一瞬间，坐在凳子上的接庆松被电击着了。他全身一片麻木，脖子上仰，四肢展开，大幅度地颤抖着，浑身没一点劲儿。
“坏了！坏了！”当时，王主任就说，“电流量大了！”护士赶忙将电钮向后拨了拨，接庆松马上停止了颤抖，但脸色腊黄、直冒冷汗。
15分钟后，医生终于拔下了两支电针。接庆松早就虚脱了，大口地喘着粗气。显然，接庆松出了问题。见状，另两位书记非常害怕，医生为其结扎时就很小心了。结果，他俩就没出现问题。
后来，接庆松多方打听，没听说烟台哪个县、市、区曾使用过电结扎。
留病根，后患无穷
接庆松摇摇晃晃地回了家。李兰香见他神情颓废，以为是结扎后的正常症状，也没放在心上。按规定，接庆松在家休养了半个月。期间，他全身软绵无力，排尿不顺、伴有疼痛；不排尿时，睾丸也时常隐隐阵痛。
休养之后，接庆松体力稍好，精神头却是大不如前。当年，接庆松年富力强，结扎未影响其性欲。休养期一过，他再也按捺不住，急着和妻子同房。那晚，他意识到了事件的残酷、恐怖———阴茎根本无法勃起，性生活从此成了空谈。
“一言难尽啊！……”面对记者，接庆松仰天长叹，泪水涟涟：“俺俩正是好时候……突然间，我丧失性功能，成了一个废人……”他知道，自己已不是完整的男人了。
当夫妇俩痛过、怨过、恨过之后，就接受了现实，认了命。接庆松想，自己是完了，但还当着书记，还有着自己的事业。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以此渲泄着心中的压抑。
不料，灾难竟不止如此。
一晃数月，到了秋种时节，接庆松指挥各生产队，忙得不可开交时，病情一下子恶化了：腰部、膀子等部位异常酸痛，以至很难直起腰来；本来就痛的睾丸更痛了，撒尿也更加困难。就这样，他不得不躺在了床上。
几天后，莱阳医院的王主任和公社医院的王医生冒雨来家中看望接庆松。接庆松吃力地讲述了结扎后的情况。当时，王主任对王医生说，“以后，老接吃消炎、止痛的药，不需要掏钱，随便到莱阳医院去拿吧。”
此后，接庆松去医院检查过数次，被告知是神经性疼痛，其骨头没问题。
结扎后遗症永远缠上了接庆松。没办法，他忍受着这既成的灾难，顽强地工作在村支书的岗位上。为止痛、消炎，接庆松一直不敢停药。王主任探病以后，接庆松就从莱阳医院拿药吃，这种情况持续了3年。
做鉴定，只符一半
随着时间推移，本已习惯于痛苦的接庆松，内心却被一种新的恐惧感包围———两个睾丸内部在悄悄变硬，每个睾丸都生出一大一小两个结节。“大结节体积跟大花生米的一半差不多，小结节如豆粒般大小，摸上去硬梆梆，这种感觉难受死了。”接庆松说着，悲伤、凄苦溢于言表。
另外，睾丸一触即奇痛钻心；痛得时候，接庆松弯着腰，浑身乱颤，冷汗直流。
1978年，上级政策有所变化，接庆松不再从莱阳医院直接取药，而是买药后持票据找公社财政报销。大概过了三四年，公社成立了计生委。此后，接庆松便找公社计生委报销药费。
因长年吃药，接庆松几乎丧失了免疫力。有时候，火热的六月天，他也会莫名地感冒、发烧；平时则浑身乏力，根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
1993年，接庆松难以承受痛苦，遂找到莱阳市计生委正式做了鉴定。记者见到了莱阳市计生委于1993年9月4日出具的一份证明：
南务村接庆松于1975年进行输精管电灼术；术后不适，多年未愈，经计生服务站检查，确诊为术后病发阳萎，左侧输精管炎、结节炎；请山前店计生委按莱政发(1992)111号文件规定，给予报销药费及生活照顾。
该证明下方，注明接庆松为四级伤残。
1996年、1998年，针对节育手术者后遗症问题，莱阳计生部门组织了两次体检。这两次，接庆松都参加了。然而，结论还是左侧输精管炎、结节炎，还是四级伤残。
“两侧睾丸都有节结。为啥鉴定都说只是左侧？这个结论，怎么都改不过来？”接庆松愤愤难平。“或许，鉴定结果是科学的……”记者试探着说。
“不可能！”李兰香激动起来，接过了话茬作证明。
经记者劝说，接庆松尽管很不服气，还是答应重新做一次鉴定。
到后来，药费自理
“是药三分毒。”各种药物相互抵触，并产生副作用，伤害了接庆松身体各部位，他相继患了心脏病、结肠炎。那时，农村形势日新月异，接庆松重病缠身、年纪渐长，他感觉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1991年底，接庆松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那年，接庆松47岁，在书记位上呆了17年。离职回家，家庭收入没了，村民尊重少了。当时，儿女尚未成家，母亲年事已高，而接庆松啥活都不能干，成了家庭的负担。
1994年，镇上(公社已改镇)政策有所变化，计生部门不再给接庆松报销药费。这样，接庆松在经济、精神上的包袱更重了。那时，当书记得罪过的人，开始在背后说起闲话。“活该，谁让你去出头！”不止一次，或明或暗，人们这样评价他。
讲到这，接庆松眼神中充满困惑、迷茫：“难道，我作的牺牲，像他们说的，是一种‘活该’？”说这话时，接庆松似在喃喃自语。
日子一天天地熬过去。1999年，接庆松当选为村委主任。那阵子，镇上新领导见接庆松实在遭罪，为他报销了3800多元的药费。
任村委主任不久，接庆松病情恶化、力不从心，不久即再度“下野”。从此，其药费再没报销过一分钱。
难诉尽，苦辣酸甜
讲完悲惨遭遇，接庆松静坐着陷入沉思，接待室气氛极为凝重。“老天啊！咋这样折磨我们？哇———哇———”
突然，李兰香号啕大哭：“三十年呐！谁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啊？……”她呜咽着低下头，旋即又抬起了头：“我今年64岁了。早先年轻时，总是害羞开不了口。今天，我要说，要对记者说。”
情绪稍缓之后，李兰香倾诉了这个家30年的苦辣酸甜。
“我们结婚晚。那时他25岁，我已经29岁。结扎那年，他才30岁呐。我们好日子真没过几年……”
“那时，我俩正值年青，他虽丧失性功能，但心里依然很想；每到那种时候，他总是痛苦地发狠、诅咒，恨不得撕碎自己……我呢？也跟着完了。嫁给他，等于大半辈子活守寡，其中的辛酸就不必说了。在农村，思想保守，年轻时我害羞，从不敢跟人提起这事……”
“不管咋说，我是熬了一辈子。那次结扎，他彻底完了，我也跟着毁了……这么说吧，要是换了一般的女人，还不早就离婚了？！”言谈中，李兰香眼中隐约含着悲愤。
其实，那次结扎，不止毁掉了夫妻间的幸福，也一直苦苦折磨着整个家。接庆松的病痛，成了笼罩在亲人心头的阴影。接庆松丧失劳动能力，拉扯3个小孩，赡养婆婆的重担全落在了李兰香肩上。每天晚上，李兰香累得腰酸背疼，还得伺候境况更惨的接庆松。农忙季节，田里的活乱成一团，总是得请来七大姑、八大姨帮扶着，才勉强可以将粮食收到仓库……
如今，接庆松年至花甲，已是风烛残年。
儿子婚后搬了出去，女儿在外地打工，接庆松便与老伴相依为命。前年，老伴摔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至今不能干重体力活。
接庆松说，结扎以后，他从未停止吃药。从1994年起，平均每年药费2000多元，这成为家庭的主要花销；如今，他日渐衰老，很难抵住病痛的折磨。他没有力气，也感到自卑，几乎长年呆在家中。有时，想想不幸的一生，他产生了轻生念头；但考虑到老伴、孩子，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老接老了，免疫力更差了，三天两头生场病，平时常疼得翻来覆去；不定啥时候，他就会发呆、流泪。”李兰香抹了抹泪眼，呜咽着说，“他现在撒尿，好长时间尿不完，简直是一滴滴往下滴。尿完后，裤子前面总是湿成一片。没办法，有时让他垫着卫生纸……”
拿毛巾为老伴擦干泪，接庆松反而平静下来：“不管怎样，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干书记，就得领头上。出了这等意外和饱受这些折磨，我依旧期待着有关部门能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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