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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春来，新一届政府施政一年了。
百姓与政府，好比水与舟。
这里记述的是5个平凡的中国人，5段普通的故事。
他们的经历和体验，折射出新政府的执政理念；他们的希望和期盼，是一份份厚重的寄托。
告别收容――感受“民本政府”的阳光
孙秀明：湛江来京的生活无着人员
早春的阳光洒在院落里。正午时分，他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步出院门。在路口拐弯处，他停了下来，转身看了看生活了近两个月的院子。位于北京东郊的这个温暖小院，刻在门口的“博爱”两个大字是那么清晰。
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80岁的孙秀明饿得头晕眼花，眼看就要倒在大街上。救助站工作人员发现了他，把他送到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随后的两个月，救助站工作人员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着老人。
春节后，工作人员问他愿意不愿意回家，老人点了点头。救助站给他买了火车票，并把他托付给列车长。
孙秀明的经历正是许多城市里生活无着人员这一年温暖的回忆。统计显示，2004年春节期间，各级民政救助站保证了数十万人次的生活无着人员“吃得饱、睡得暖”。
“以前总以为政府就是管我们、赶我们的；救助站让我看到，政府是关心我们的。”孙秀明说。
以人为本，这是多数中国人一年来感受最深刻的变化。从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总理的“真实、真情、真挚、真切”；从救助制度取代收容遣送，到工伤保险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无不让人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
孙秀明感受到一束政策的阳光，但在有的城市人们也发现街边乞丐越来越多了，强讨强要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好的政策出台后，配套措施要跟上。”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的王小姐说。
方便群众——“服务型政府”不再遥远
左保华：广告公司经理
婚期不远了，他却显得很轻松，不像大哥当年那样，要为准备各种手续折腾。
“感谢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他说，“婚检免了，也不要单位开证明了，结婚登记仍然严肃却方便多了。”
“另外，结婚登记处节假日也不休息了。我一个朋友结婚，就是利用假期去办的结婚证，从填表、拍照到发证还不到1小时。”
对许多普通百姓来说，这一年可说是“便民年”。不少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这些便民利民措施，大多围绕着衣食住行展开，看似事“小”，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却大。新生婴儿户籍可随父随母自愿选择了；考取驾照年龄上限放宽到70周岁；进口车上牌的核查时间缩短到48小时；京、沪等地居民可以按需申领护照……自由的概念愈多，限制的成分愈少；权利的保障愈加充分，人们的生活愈加便捷。这些都折射出政府服务职能的加强。
当然，如同左先生所说：“平时普通百姓遭遇的冷漠事件仍然不少，政府改进服务的空间还很大。”
拆迁叫停――期盼“亲民政府”保护百姓权益
谢玉春：北京拆迁户
2003年2月，原住北京南池子普渡寺西巷1号的谢玉春家宅院被强行拆除，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两个80多岁的老人受到刺激。
谢玉春的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但他并不绝望。他说：“政府现在不是禁止野蛮拆迁吗？报纸都登了，地方官总得给老百姓解决问题。一个副区长已经向我道过歉了。”
“我以前觉得中央领导都是管大事的，像谁家生病遭灾、房子院子这些扯不清的小事，底下人处理就得了；现在不一样了，中央领导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
关注民生，为民谋利。在过去的一年，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维护普通百姓的权益。从非典期间减免相关行业税收，到为下岗人员创造就业岗位，从把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药领域纳入反腐范畴，到首次对农村特困人口进行全面排查，无不彰显“亲民政府”的理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即将交付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宪法修正案议案，也包括了许多事关百姓权益的条款。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到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到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国家根本大法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将更加充分。
“现在政府说得挺好，就是下面办得不快，希望各级政府把新政策赶快落到实处。”谢玉春说。
经历非典——享受“责任政府”的呵护
柳淑芬：北京人民医院宿舍楼居民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出不了门了，那一瞬间，震惊、无奈、恐惧，我一下子慌了神。”她回忆2003年4月4日早晨的情形时说。为防止非典疫情扩散，当时北京市对包括她家在内的人民医院实施了整体封闭隔离。
但很快她就镇静下来了。“街道办事处7名工作人员，进入隔离区挨家挨户耐心解释，并把热腾腾的早点送上来。后来我才知道，凌晨3点，这些干部跑遍大半个北京城的昼夜超市，买来了面包、火腿肠、方便面，连政府紧急调运的、冒着热气的豆浆和新鲜油条、包子，早晨一起送到了隔离区。”
在随后漫长的27天隔离中，包括柳淑芬在内的被隔离者，始终被一种关怀包围。“政府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我们还怕什么？”
非典时期，许多人和柳淑芬一样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党和政府危难时刻与人民心连心、勇担重任的胸怀和责任。
对人民负责，就是要让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到位。非典过后，人们发现许多事情比过去更公开透明了。
“现在我们又遇到禽流感的考验，”柳淑芬说，“政府在应急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工作效率等方面还存在欠缺，但只要敢于负责，就能在与人民群众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中爆发出巨大的战胜危机的力量。”
“清欠”风暴——“利民政府”让农民迎来希望
罗德树：四川梓潼县来京务工的农民
他和同乡背着麻绳捆着的被褥走出北京西站时，眼前这个人头攒动、车流穿梭、楼宇攀天的大都市使他畏惧，但春天般的希望仍在这个54岁的人心底生长。去年讨工资的经历让他觉得：“咱农民解决困难，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罗德树2003年在四川打工，差不多挣了2400元。孩子学费有了着落，他甭提多高兴了，可包工头告诉他，工钱要到年底再说。罗德树只好回村，到处给孩子借学费。
春节前，他又去要工钱，包工头仍然推三阻四。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和几位工友到劳动部门寻求帮助。谁料仅3天后，工钱就如数拿到了手。心里有了底，他决定今年来首都北京打工。
去年下半年以来，从首都北京开始的“清欠”风暴，对于长期以来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的众多民工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据建设部初步统计，截至今年1月18日，已偿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228.9亿元，拿到了辛苦钱的农民工过了一个开心年。
事实上，民工工资只是“三农”问题的一个环节。罗德树说：“多少年了，农民总是最苦的；现在政府的一些做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春节刚过，包括罗德树在内的亿万农民就接到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央“一号文件”公布。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将增加近300亿元。
农民得到的实惠正在延伸：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共减轻农民负担137亿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支持，编织农村“健康网”；一些地方尝试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国家规定民工子女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不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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