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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英的弟弟向记者展示哥哥的遗体捐献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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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惟一一位农民遗体损献志愿者李伯英（左）生前与妻儿合影 |
北方网消息：窗外，阳光明媚。“趁着今天天气好，赶紧把大哥的房子修修吧。”遍布灰尘的院子中，二弟李仲英自语着。哪怕光把房顶加固一下也好，至少能保证这两间老屋短时间内不会坍塌，这可是大哥留给女儿的惟一财产。
屋内，家徒四壁。也许是少有人光顾，感觉阴冷阴冷的。惟一的亮点就是摆在墙头的天津市红十字会颁发的那本大红证书：“李伯英同志，自愿将遗体无私奉献给祖国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事业，崇高精神，无上光荣。”
看着镶嵌在证书上的大哥遗像，三弟李叔英欲哭无泪。“大嫂带着孩子走了，我们没有照顾好她们娘俩！”已经年过半百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捐献遗体这么高尚的一件事，乡亲们怎么就这么难以理解。
为捐遗体去世时封锁消息
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了解到，李伯英是近十年来本市惟一一位农民遗体捐献志愿者，他的家在宝坻区大白庄镇大刘坡村。
在兄弟俩的脑海里，大哥留给他们的最后记忆永远定格在2003年6月2日，那天清晨，已经被食道癌折磨了整整五年的李伯英不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终年56岁。当天下午三点，天津医科大学派出的救护车载着他的遗体走了，亲人们肝肠寸断却不敢发出哪怕一声呜咽。
“咱这是农村，捐献遗体这词儿，乡亲们听都没听过。”李叔英不断地发出叹息。他说，早在大哥患病之初就已经决定捐献遗体，并且办好了登记和公证的所有手续，但因为受农村传统意识的影响，兄弟几个对所有人封锁了消息，甚至包括年过八旬的父母。
“我们这办丧事特别讲究，别看村里一个劳力平均一年也就挣5000多块钱，可办丧事再不济也要花上10000多块钱。”李叔英告诉记者，对于很多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讲，入土为安永远是最圆满的归宿，可因为连年提倡火葬，乡亲们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就攀比着大办丧事了，以此显示自家的人气和实力，少则花一万多，多则要花上好几万，否则就会被乡亲们看不起。“耗财又耗力啊，活人都得跟着脱层皮。”李仲英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兄弟几个和大嫂商量后决定，暂时不将大哥捐献遗体的消息告诉旁人，只说救护车带着大哥去市里治病了，以免找来不必要的麻烦。
家人回忆一向开明有主见
那为什么李伯英会有勇气去捐献遗体呢？
在两兄弟对大哥生平的讲述中，记者逐渐对李伯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他自幼聪慧好学，尽管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只读到小学毕业，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离开过书报，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因而虽说生活在农村，但他思想并不保守，并且心胸开阔。
李伯英是家里的长子，他和父母一起帮助弟妹们成家立业，自己却因经济条件过差一直独身，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经他人介绍与一名广西籍妇女结婚，在他去世的时候女儿年仅9岁。
在李伯英患病之初，曾经到天津市红十字会去寻找治病的医院，并从那里得知捐献遗体的信息，于是他决定要在自己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国家。“我大哥特别有主见，他决定的事是绝不会更改的。”李叔英说。尽管家人都不同意他捐献，但最终还都是被他说服。“大哥说不捐也就是一把火烧了，还不如让国家拿去搞科研，也许还能研究出治病的好办法来。”李仲英说。
身后风波一家人备受指责
尽管一家人小心翼翼地瞒着，但两个月过后，还是瞒不下去了。两位老人不断地念叨大儿子，不断地要求去医院看儿子，所以家人只得将大哥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
“人死了得办丧事啊，可我们家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哪行啊！”时至今日，兄弟两人依然有些不寒而栗，“简直就不能出门，出了门就有人问，全是关于我大哥后事的事。”
尽管一家人早就有思想准备，但他们还是没有想到捐献遗体竟然会在这个小村落里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他们感到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看他们的眼光都变了。“让人戳脊梁骨的滋味真不好受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不过50岁出头的兄弟两人额头上平添了几道皱纹。
他们感到，只要出门身旁就会有好几双眼睛在上下打量着自己，而且总能听到乡亲们的窃窃私语：“这一家人是穷疯了，把死人都拿去卖钱。”“这算什么事啊，拿自己家人做买卖。”“连个后事都不办，真不嫌寒碜。”直到这一刻，一家人才明白什么叫做人言可畏。
李叔英有个儿子，刚刚23岁，靠跑运输维持生活。一天，他刚一进门就气呼呼地坐到了床上，大口大口喘气，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当天有人雇他的车，刚一上车就神秘兮兮地问他：“兄弟，说句交底的话，你大爷的遗体到底卖了多少钱？”
此后不久，大嫂提出要带着小女儿回广西老家，问她为什么不在这里住，这个朴实的中年妇女除了流泪就是叹息。
“天地良心，大哥的遗体我们是无偿捐献给国家的，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啊！”说到这里，李叔英捶胸顿足。他说他只希望乡亲们能对家人多些理解。
村民看法“逆潮流而动”
72岁的李文魁是大刘坡村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谈到李伯英捐献遗体的事，他依然持坚定的反对意见。“他们家不富裕我知道，可也绝到不了办不起丧事的地步，伯英英年早逝就够可惜了，哪能再把他的尸骨捐出去呢？”
老人说李伯英是个好人，热心肠，谁家有事招呼他一声他都会热心帮忙，只可惜年纪轻轻就染上了癌症。初闻李伯英将遗体捐献给国家的事，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是不知道他要捐遗体，他活着时要跟我透露一点儿这意思，我也要把他拦回去，咱这地方不兴这个。”按照老人的说法，人即使死了也要给家里人留下点“念想儿”，绝不可以连遗体都让外人运走，还做什么解剖。
“咱这话粗理不粗，农村人讲究办后事，我敢说咱这十里八乡没一个愿意捐遗体的。”38岁的运凤菊也是自幼在这个村子里长大，面对记者对她的询问，她不假思索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同样是坚决反对。因为“人活一世不容易，要吃好多苦，死了后不应该再把遗体捐出去，让别人拿着刀子在身上比画。”她说，谁都知道李伯英是个好人，但他一辈子里做的最后一件事确实有些个别，所以村里人的议论就在所难免，毕竟这种做法太难以让人接受。
与其他村民相比，54岁的王世恩对捐献遗体的态度就显得略微开通一些，虽说仍然是不能接受，但他起码可以理解，毕竟他是大刘坡村中心小学的教务处主任。
“万万也没想到，李伯英竟会去捐献遗体！这样的选择太乍眼了！”王老师说他在电视里听说过捐献遗体的说法，但那毕竟是在城市，换在农村是肯定无法接受的，多少年沿袭下来的风俗是不可能通过他一个人的举动改变的，而既然没有这样的环境，那么李家的做法自然会引起村里人的猜测和议论，这反而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家在“逆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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