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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索引：扬州宝应县一位干部说：“村干部私刻84枚村民印章这样的事真稀奇。”钱沟村的村民们说：“村干部私刻84枚村民印章胆子真够大。”2004年3月10日，宝应县射阳湖镇钱沟村“村官”私刻84枚村民印章的事迹败露后，在当地被传得沸沸扬扬。村民认为“村管”私刻村民印章不但有侵权的行为，而且有冒领“灾减款”的嫌疑，遂向镇政府、县纪检部门进行举报，但在县纪委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得出结论后，村民又认为县纪委的“调查结论”是“包庇”。那么到底是“村官”舞弊，还是“刁民”添乱？在当地，这样的疑问同样被传得沸沸扬扬，5月8日，记者赶赴宝应县展开调查挖掘真相。
村官私刻84枚村民印章
村民潘宜清说他是发现村干部私刻村民印章的第一人。在今年3月10日上午，得到村民印章被私刻消息的潘宜清一大早就赶到射阳湖镇，但私刻的43枚村民印章已被人领走。凭着从刻章师傅处了解到的情况，12日，村民王金道在相邻的西安丰镇又发现了另外私刻的41枚村民印章的“痕迹”。被私刻的村民印章总共84枚，当他们查出私刻村民印章的是钱沟村的村干部时，村干部冒领“灾减款”的传言似乎有了佐证。
以村民夏正阳为首的村民代表们随后向射阳湖镇镇政府、宝应县纪检委进行举报，要求查明村干部私刻村民印章用在了什么地方，及钱沟村2003年“灾减款”发放情况。时隔近一个月后的4月15日，宝应县钱沟村的集市上贴出村会计郭家贵的“检讨书”，郭家贵在“检讨书”中承认了他私刻84枚村民印章的事实。“检讨书”中写道：“本人在前段工作中，因上级要求对2004年‘税费分解到户表’的盖章率必须达到80%，本人考虑到当时的盖章率由于时间短等诸多因素，实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因此，擅自为他人刻制印章84枚，用于检查验收......
对于郭家贵这样的解释，以村民夏正阳为首的村民代表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村干部私刻村民印章冒领灾减款”的嫌疑仅凭这样的一面之词很难消除。同时，他们也对村干部私刻村民印章的真正目的和真正用途依旧持怀疑态度。村民夏正阳说：“能说明村干部没有用私刻村民印章来谋取私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公开清理村委包括“灾减款”在内的财务往来。”夏正阳说他们这样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私刻印章只是村官“个人的事”？
4月19日，县纪检委有关部门和射阳湖镇政府共同召开了调查结果通报会议。调查结果认为，钱沟村会计郭家贵私刻村民印章属个人行为，所私刻的村民印章没有使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追究法律责任，经镇党委研究决定免去郭家贵钱沟村会计职务。对于这样一个决议，与会的镇干部、村民代表以及郭家贵本人却有不同看法。射阳湖镇党委副书记王乃华说，会议上拿出了四点处理意见，一是郭家贵私刻印章的费用由其自己支付，二是责令郭家贵写出“检讨书”，三是镇政府收集到的78枚私刻村民印章当场销毁，四是对村会计郭家贵就地免职。王副书记说：“会议上的四点处理意见在会后都及时兑现了，钱沟村的群众是满意的。”但6位村民代表却对“调查结果”很不满意。夏正阳说：“我们当时就不认同调查结果，镇里要现场销毁私刻的印章，我们坚决不同意，要求封存起来以待最后结论。”他们在一份“宝应县射阳湖震钱沟村村民联名上访书”中写到：“他们(县纪检委干部)在经过十几天的调查取证后，处理结果让人失望，他们对‘私刻84枚村民印章’一事的来龙去脉、是否与国家‘灾减款’有关等情况没有解释清楚，明显存在包庇行为.........”被“免职”后的郭家贵则表示他不认同“私刻村民印章”是他个人行为，他透露，决定刻章时在场的有包括村支书、村委主任在内的七八个人，还有三个镇政府检查组的人，他提出“私刻”的建议后，没有人反对，应该是通过了集体研究。他说：“有领导找我谈了，为了顾全大局，才要求我承担责任接受处理。”
谁刻的章？谁盖的章？谁领了款？
村民夏正阳认为，尽管村委后来公布了“灾减款”的发放情况，但只是玩了“数字游戏”，并不能证明“私刻村民印章”与“灾减款”无关，他认为只有拿出“灾减款”在各个发放环节的原始凭证，并逐一与村民对照，方能澄清村干部私刻村民印章冒领“灾减款”的嫌疑，而“调查结果”恰恰掩盖了这一点。
10日上午，在宝应县宾馆，记者与镇党委副书记王乃华在电话里一再交涉，最后由镇农经站站长周洪洲拿出了保管在镇财政所的《二00三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发放清册》。记者注意到，《发放清册》的账面上明显反映出，拨给钱沟村的总共131100元的“灾减款”已基本发放完毕，“领款人盖章”一栏也赫然盖满了领取人的印章。周洪洲介绍说，按照政策要求，“灾减款”已于春节前发放完毕，程序上是由村委拿《发放清册》找领款人亲自盖章后领取，然后汇总到镇财政所装订成册。在征得同意后，记者选择载有领款数目较大的水产受灾户的两张“清册”页面进行了复印。当天下午记者再次赶到钱沟村对所复印“清册”上的内容进行逐一核对，结果令人吃惊。以陈玉琪为首的五家(考虑多种因素特省去另四家姓名)水产受灾户，没有一位承认“清册”上所盖的印章是自己刻的，他们坚称“清册”上的印章更不是自己盖的，他们根本就没见过“发放清册”，甚至不知道有“灾减款”这回事。受灾户中的四位表示，村干部在刻制他们的印章之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只是在今年3月10号之后送来了印章和一张“单据”，他们至今没有收到一分钱“灾减款”现金，而这五家水产受灾户应领取“灾减款”的总金额就是十万多元，几乎占钱沟村“灾减款”总金额的80%。
“灾减款”究竟哪儿去了？
射阳湖镇农经站的周洪洲站长不止一次地申明“灾减款”已于2004年春节前发放到村民手里了，那么“灾减款究竟哪里去了呢？迷底似乎只有钱沟村村委干部才能够揭得开。
“私刻村民印章”一事暴露后，村委迫于压力张榜公布了“灾减款”发放情况，但村民代表们认为公布的“发放情况”有做假迹象。在《二00三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发放清册》中，水产受灾户陈玉琪应从镇财政拿到的是47480元(但发放清册村民根本看不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应从镇里拿到的‘灾减款’数额，只能以村里张榜公布的为准)，按理说，这笔钱应该不折不扣地发放到陈玉琪手中。但就是这47480元“灾减款”，到了村委发榜公布时却成了33517元，仅此一项，13963元就不翼而飞。村委在公布中没能说清楚这笔钱的去向，村支书杨荣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没有说清楚。即使是村里张榜公布的这33517元，陈玉琪也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这33517元的处理情况是，17517元被村里当作防洪经费扣掉了，村支书杨荣浪也承认村里扣了这笔钱。再看剩下的16000元，到了陈玉琪手里已经成了一张“结算凭证”，上面写着“腰围北塘口2004年渔塘上交费灾减转1600元正”，村支书杨荣浪的解释是，这16000元“灾减款”之所以最终成了“结算凭证”，是因为村里将其抵掉了村民2004年的“上交费”。就这样，在经过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游戏，镇财政“发放清册”上标明应由陈玉琪领取的47480元现金一分钱都没能和他照上面。经了解，其他村民的的“灾减款”发放情况和陈玉琪基本相同，最后也是一分钱都没拿到手。对于这十几万“灾减款”在被村里截留后的流向，村支书杨荣浪将其笼统地归纳为被村里还做福利事业所欠的债了，但具体还到哪几块，杨荣浪却又说不清。村支书杨荣浪还一再强调，灾减款的发放都是村民当面同意并亲自盖章的，确实发到了。至于为何村里要私刻村民的印章，是因为村民在外打工的多，有的原本就没有印章，但杨荣浪的这一解释明显与村民们的说法不符，村民们坚持表示，《发放清册》的印章都不是他们自己盖的。
事件调查结果“见不得光”？
采访中，射阳湖镇和钱沟村的干部们总是强调“县纪委已经调查过了，相关情况他们最清楚”。县纪委检察局局长顾宏介绍说：“经调查表明，因村干部没有明显违纪行为，所以纪委对此事没有立案，钱沟村灾减款到目前为止，可以负责地讲没有问题。”，但顾局长却又拒绝向记者提供已经公开通报过的“调查结果”书面材料。
村民夏正阳的手里还收集了另外“私刻”的6枚村民印章，夏正阳说，查出的84枚私刻印章已被封存，这6枚是84枚之外的，这说明村干部私刻的村民印章远不止84枚，在记者的采访中，也有农户出示过“后来由村干部送来的私刻印章”。夏正阳说，村干部到底私刻了村民多少印章？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灾减款”发放的依据是什么，都发到什么地方了？诸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说清楚，县纪委和镇政府的“调查”和“处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他们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他拿出一张签满村民姓名的上访书说：“上访是迫不得已的事，如果有办法，没有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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