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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电台的一名记者，三十年来一直跑农村，就像一匹马纵横驰聘在津沽大地上。我说话口音，衣着打扮，甚至面色体态，都跟种地的农民没有多少区别；特别是我在采访中，跟农村人特别随和，特别贴近，所以久而久之，不少人称我为农民记者，对此，我十分认可。我觉得记者应该是人民当中的一员，跑农村的记者应该成为一位农民。
我非常赞赏新闻界老前辈穆青的名言“衙门里跑不出名记者”，我认为：跑农村的记者就是要在炕头、街头、地头上做文章。所以，我常在农民家里住下来，挖掘鲜活的新闻素材。我的同事们说我下乡采访有“三怪”。
第一怪：下乡采访尽量不让人家用车接送，路远时坐火车或公共汽车，路近时骑自行车，一来少给人找麻烦，二来图个清静自在，三来便于接近群众，四来能够锻炼身体。我曾骑自行车采访过塘沽的中心庄村，当天往返百里。在近郊干部农民中，至今还流传着电台杜记者骑车七访白庙、十访大毕庄的美谈。第二怪：是爱下基层，很少跑市里机关，也很少跑区县机关，这几年甚至到乡镇也少了，经常是直接下到村庄或农户。我嫌跑上边应承太多，不自在；吃喝太凶，耽误事。第三怪：是在一般情况下不给上边打招呼，就直接找采访对象。为的是省去领导陪伴，能使采访对象说真话。我这样做，受益不小。
前年冬天，我摸到宁河县独立村农民集资修小水库的新闻线索后，一个人坐长途汽车直接下村采访，我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亮出记者证，可人家并不热情。因为一般记者采访，都是上边先打招呼，或是有人陪同。而我却单蹦一个人，冷不丁冒出来，让人难免产生怀疑。于是，这次人家只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午饭后，给我准备了一袋大米，就要开车送我回天津。我当然不会同意，告诉村干部不用管了。晚上，我在农户家找饭吃，串了三家门，找当事人座谈录音。寒冬腊月，我就睡在村委会传达室里。这次采访，由于挖到了好素材，我采写的录音通讯《水的故事》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二等奖。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跟农民有天然情感。我常想：党和人民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就是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时时想着农民，用手中的笔，多为农民做些事情。
1978年春节，我去蓟县下营镇刘庄子村采访，一连七天住在村里，同农民一起过年，体验农家生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报道了农村的新变化。
1990年夏天，江苏、安徽闹水灾，我自告奋勇前往灾区采访。在淮南、寿县、洪泽等重灾区奔波了20多天，满怀深情地采写出多篇反映灾情和抗灾事迹的报道。
老杜江苏灾区采访
到江苏灾区采访
到江苏灾区采访
1994年，我应邀前往革命老区河北宽城采访，走村串户地看望为引滦入津工程做过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采写了大量稿件，并为当地群众发展经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老杜带队到河北宽城采访
老杜与河北宽城领导交谈
特别是1979年我还参加了为期五年的援藏工作，主动要求到有“高原的高原”之称的阿里地区工作，成为《西藏日报》社阿里记者站的创建人和首任驻站记者，在《西藏日报》的历史上写下了带彩的一笔。
老杜1979年被欢送援藏时的留影
老杜与藏族朋友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一直和艰苦的地方连在一起，一直和农村、农民连在一起。这种经历，使我与农民之间更加心心相印，血肉相连。
我时刻要求自己：必须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必须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这样才能搞出有指导意义的报道，说出农民想说的话。1997年，我从市纪委了解到，天津农村的村务公开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宝坻的帐房圈村是个很好的典型，意识到这是当时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于是，我就带领农村组的同志一头扎进村里，一连四天，吃农家饭，睡农家炕，广泛深入采访，挖掘出大量带音响的好素材，结果做出了一篇深受农民夸奖的好文章。这篇题为《帐房圈的算盘声》的录音通讯，是当时全国较早的同类报道，内容上有深度，手法上有特色，因而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和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
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学科技用科技的难题，我主持创办了《科技直通车》栏目。它把广播节目、专家咨询电话、专家下乡服务三者结合起来，在实施科技兴农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从1998年7月到1999年年底，共播出专家录音讲话120次，组织专家下乡16次，举办大型现场直播两次，为本市和外地的农民解答解决各类科技问题1400多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给予报道，兄弟电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市政府把办好《科技直通车》作为改善农村人民生活十件实事的一个项目加以实施，收到显著的社会效益。
津沽大地节目组织专家下乡
知民心，解民难，帮民富，构成了我这个农民记者工作的核心内容，也为我开辟了学习锻炼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三十年来，我采写了各种稿件上千篇。近十年来，我共采写出30多件省、市级以上获奖作品，其中有两项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四项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在我任《津沽大地》节目监制期间，该节目连续三届被评为电台优秀节目。
老杜连夜研究稿件
我现在满五十八周岁了。多年来，家中有老有小，爱人又没工作，日子过得很紧巴。遇上事儿，经常向亲戚、朋友、同事借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一些邻居对此不理解，说：“像你这样的记者真少见。眼下新闻界乱拉赞助、乱搞创收的歪风盛行，你心眼稍微活泛点儿，不就富起来了?”对此我的回答是：“当记者就要专心专意搞采访，不弄那些歪歪事儿。”
1997年，有个通讯员约我下去采访，说：“有家企业老板许诺：只要把他的企业报道好了，要钱给钱，想玩可以免费旅游。”我当时拒绝了。后来这个通讯员又有几次类似的“肥差”，仍被我严词拒绝。我多次给他讲：“写报道不是搞交易，不能变相地搞有偿新闻。”在我的影响下，这位通讯员思想有了转变，不胡思乱想了，与我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
为农村通讯员讲课
有一次，我和本市新闻单位的几位记者，去北京采访一个展销会。会上，让每一位记者自己选一套服装，作为纪念品。说实在的，我比别人更需要衣服，但是我没有伸手。当时，几位年轻记者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表示不理解。而我想：我是个老记者，就应该带好这个头儿。
在多年采访中，我养成一个习惯：只抽自己带的恒大烟，从不抽待客烟。我想：记者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工作中的老杜
电台经济台同仁对老杜的评价：
徐毅力：老杜身上体现着老广播的风采。我们要学出感情、学出激情、学出友谊，学出正气。
崔万清：只有把自己当作“农民的儿子”，才能写出有感情的稿子。
张谦：老杜的作风像兰花，充满生机，可以慢慢地散发出香气。
一兰：老杜的事迹像一股清新之风在熏陶着我们。
李宁：要学老杜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路芳：“不要那些歪歪事”会成为我们的流行语。
晓彤：对老杜采访归来总是沾满泥巴的球鞋印象深刻。
任静：以吃苦为基础，写好每一套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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