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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抓了就放到统一关押和收治，再到现在的八部门联合行动，杭州联防艾滋嫌犯的举措体现了一个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思维与方法的进步
在其他犯人的一片起哄声中，艾滋病小偷王建国突然起身向墙角猛撞过去，瞬间血流如注，闻讯赶来的狱医戴着手套匆匆把王建国抬出监室。导致王建国自杀的原因匪夷所思：13名在押的艾滋嫌犯通过抽筷子长短的方式，决定只有3人去死，才能换取另外10人出狱，王建国运气不好不幸成为中签者之一，所以起身自尽。
这是2003年底发生在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12号房的一幕。
“当时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关过艾滋病小偷，缺乏相关经验，对这样的问题非常头疼。”该所副所长孙洋回忆说。
但4月6日以后，孙洋的烦恼减轻了许多。杭州市出台了一个由政府八部门联合应对艾滋嫌犯的新办法。根据新办法，虽然看守所仍然责任很重，但毕竟参与的部门多了，大家都分担一些，压力要小得多了。孙洋拿起桌上的防治艾滋病的小册子对记者说，这些小册子是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在对他们做完培训后发放给他们的。
一个新制度的诞生
杭州市日前制定的应对艾滋嫌犯的办法是：把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作为艾滋病诊治定点医院，由送治的政法部门落实看护警戒措施；杭州市看守所作为已被刑拘、强制戒毒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集中关押点；把青春医院作为涉艾人员的统一收治点；把浙江省第四监狱作为艾滋嫌犯的收监点。配套的措施是，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艾滋嫌犯、吸毒者、卖淫嫖娼者集中关押场所设定监测点，负责检测和心理辅导；涉艾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污水，由杭州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污染防治工作。杭州市政法委、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卫生局、环境保护局等八家单位各自守土有责。
据记者了解，该办法的出台经过了近半年时间的协商。2003年底，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财政厅、卫生厅等七部门曾印发《关于当前打击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联合打击艾滋嫌犯的违法犯罪活动。
“医院不会成为这些艾滋嫌犯的最终收治点，我们的想法是找一个比较偏僻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监狱作为艾滋嫌犯的最终收押点。浙江省第四监狱有可能在选择之中。”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处长方焕彪说。方告诉记者，第四监狱的其他犯人在听说此事后都很恐慌，而对外营业的省监狱管理局下属的青春医院也因为这个原因营业额下降了很多。
但试点仍然在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西湖分局和青春医院悄然启动。西湖分局将13名艾滋小偷关押在杭州市强制戒毒所，1名关押在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成功戒毒后，将他们集中关押在西湖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强制戒毒所内设的3个艾滋病病人的专门房间，目前在戒毒所，对“艾滋病小偷”的防护主要集中在给其碗筷等用具和大小便的严格消毒上。
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的医生王成坦言：“进来的时候这些人的艾滋病症状比较轻，再加上戒毒所条件有限，基本上还没有用什么药。这也是由于艾滋病比较复杂，用药不好反而会削弱病人的抵抗力。他们不发病的话，我们也不用戴口罩，有时看情况要戴橡皮手套。”
青春医院目前收治了18名艾滋嫌犯，这在青春医院的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此前该院曾经收治过3个艾滋嫌犯，1人发病死了，1人保外就医回家，1人释放。
循环游戏中的发明创造
“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自己在慢慢探索，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只能做完以后再看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西湖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说。去年年底，上海警方赴杭州学习抗击艾滋罪犯的经验，王擎昆说他们当时并没想到介绍什么经验，只是想着只要有人犯罪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来监管。
“我们最头疼的是他们集体闹监，看守所只要一打电话，我们专案组的10个人都要过去。我们给他们改善了伙食，他们要抽烟我们还偶尔给他烟抽抽，但他们还是要集体绝食，提出把他们放出去的要求。”王擎昆说。
记者看到，关押这些艾滋病小偷的一个大房间跟其他的房间有不同的通道，通道外一个长约5米，高约3米的铁网将他们与外界严密隔离起来，铁网之中，是他们狭小的活动场所。
2003年11月17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出动百余名民警，在西湖区翠苑的夜市和超市蹲点，当晚抓获扒窃的26名小偷。
“这些小偷在最初被抓的时候，都自称自己有艾滋病，但经过检测后，确诊了其中的14名。他们都把艾滋病作为实施犯罪的武器。”王擎昆说。
当时杭州市有关方面应对艾滋病病人犯罪的方法是，将这些高传染性的犯罪者用一个部门统一收治。
“这些艾滋嫌犯的情况很复杂，有些是通过血液传播感染的，有些得了艾滋病以后反而更明目张胆地盗窃和嫖娼。生理性戒毒只要7天，但是心理性戒毒呢？没有人能够解救他们的心魔。他们现在动不动就威胁你，要是真的咬你怎么办？”方焕彪说。
方告诉记者，尽管青春医院改造了一个单独的病区，每个房间里都有电视机，并且订阅了报刊杂志，但这些艾滋嫌犯显然不满足，他们把口水故意往门把上吐，晚上病人睡好了以后，他们大吵大闹，要求吸烟、要求工作人员把他们放出去，由于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老乡，他们拒绝说普通话，坚持在内部用土话交流。
“他们有恃无恐，把对付公安的那一套，都用在了我们身上。”方焕彪一肚子的苦水。
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医生王成已经记不清自己见过多少个艾滋病人了，“到了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个，他们有的是吸毒者，有的是故意染上艾滋病的，有些人还是戒毒所的常客。”
“由于当时对这种高危性传染病还没有统一的关押地点和收治场所，再加上他们的很多案件都无法查证，抓住以后顶多让他们到强制戒毒所里戒戒毒，然后就把他们放了，结果过不了多久他们又重蹈覆辙。”王擎昆所在的西湖区分局有一名警察为追捕艾滋病罪犯一年跑烂了8双鞋。
有关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市警方“在涉毒人员中已查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6人”，他们中84.8%是青壮年，77.45%是经吸毒感染，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2001年，这个小患者携带的病毒发作，死于上海。
道义的推动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人不予收押。《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也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另外，我国法律还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躯体疾病的违法犯罪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予以监外执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法律给艾滋病病人实际上一直是网开一面。
王擎昆解释：“对于公安部门来说，将他们送进戒毒所也只能帮他们戒毒，由于戒毒所和看守所各方面防护措施不完善，根本也没有条件来收治艾滋病犯人。”
艾滋罪犯的屡次犯罪已经引起杭州政法高层的注意。早在2003年2月，在杭州司法系统高层任职的杭州市人大代表翁钢粮就提出了《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毒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
翁钢粮发现，根据目前国家法律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躯体疾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以予以监外执行。而在实际工作中，劳教和劳教场所无一予以接收或不予接收的法律文书，这使得这类涉毒人员无法处置，游离于法律外，流散于社会上。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艾滋嫌犯都推到社会上不管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应急措施来做这个事情。对艾滋嫌犯要处理的环节很多，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人道关怀，有病的让他们治病，但他们如果犯罪肯定要打击。对这类因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躯体疾病而难以入所执行劳改、劳教处罚的人员的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如果让一个部门来挑这个担子，他肯定不愿意，但如果大家配合来挑，再重的担子都能够挑得动。”
遗留难题
根据强制戒毒所医政科医生卢征的介绍，“艾滋病小偷”戒毒的脱毒期需要的美沙酮，大概10元1支，初期每人每天要3支，进入稳定期后1支。脱毒时间从一个星期到十几天不等。
除了正常的住院费以外，艾滋病医治费用保守的估计在每月500元到2000元不等，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算下来，所需要的费用是相当惊人的。
以往在法院判刑前，涉艾人员的确诊由杭州市第六医院负责，法院审判后，他们的诊治转移到青春医院，由归口部门负责。戒毒所脱毒期间的费用，大多由杭州警方负责。
杭州市财政局和人事、卫生部门商定，解决关押场所的改建、涉艾人员和病人的定期检测、指定医院的建设经费以及办案、监管、医护等人员的传染病防护费等经费问题。
青春医院需要20多个民警三班倒和十几个医护人员来看护这批艾滋嫌犯，民警和医生、护士都要做专门的艾滋病知识培训，病房也严格得像非典病区一样。“即便是把他们关禁闭，现在都没有地方。这些人的自残举动比较明显，负责监控的队伍建设该怎样跟上？从收治到收押，每个环节都很特殊，经费如何保障？相关部门每家都有责任去管。”
一名警察认为，如果其他城市不出台相应措施，仅仅是杭州挑下给艾滋罪犯买单这个担子远远不够，“这好比扎紧了破口袋的一个口子，如果这些罪犯流窜到其他城市，依旧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艾滋罪犯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他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干体力活。但他们没有考虑去种田，或者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走自食其力的路子。你跟他谈话，他当时很感动，过一段时间又是老样子，仅凭人性化的举措并不能拯救他们，这必须与法律的严肃性结合起来。”王擎昆不无担忧地表示。
浙江省司法界一位官员表示，这些艾滋嫌犯在社会上生存，需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歧视，即便他们被释放后仍可能故伎重演，如果能让他们在某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中打打工，适当地给他们发放一点薪水，也许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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