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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 |
宋任穷(1909-)，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一、长征惊心动魄的一幕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夕，宋任穷被调到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
红军干部团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遵义会议后，董必武、徐特立二老和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都被编到干部团，由干部团保护和照顾。毛泽东对陈赓和宋任穷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次战斗，一仗是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仗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土城一仗，干部团打得相当惨烈，伤亡百十来人。撤出战斗后，正是农历大年三十，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覆盖了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宋任穷万分痛惜。他就此事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意并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这时的干部团已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编为红军学校特科团，宋任穷任政委。
红军学校特科团凌晨三时接到北上的命令，宋任穷和代理团长韦国清把全团集合起来，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
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忽然从后面传来立即停止前进的紧急命令。这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扳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到毛泽东身边。李特问毛泽东：“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镇定自若地同平常一样，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看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第一。第二……”
李特依然不大服气。毛泽东换了严肃的口气说：“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这一说，李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宋任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毛泽东顾全大局，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这时，毛泽东让宋任穷和韦国清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要对学员们讲话。毛泽东把前面讲的话对着大家又讲了一遍，最后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宋任穷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深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宏大气魄所鼓舞。他和特科团剩下的几十个干部紧随毛泽东克服千难万险，一直走到了延安。
二、痛失军长刘志丹
人称陕北有四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巧而有趣的是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竟在地理上把出“四美”的地方全占了：中央这个决定是在瓦窑堡作出的，红二十八军下辖三个团，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清涧红四团为三团。共1200余人。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
宋任穷比刘志丹小二岁，彼此推心置腹，相处融洽。刘志丹在陕北名气很大，威望很高，老百姓在“信天游”里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二月里来刮春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陕北红军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打成“右派”抓了起来，许多人被杀。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情况，立刻派人送信，“刀下留人”，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平反后便和宋任穷在一起工作。刘志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被捕是自己走到保卫局去的。当时，保卫局通知他从前线回瓦窑堡。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保卫局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见到副军长团长刘志丹，就把这个急件交给了他。刘志彤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信。便不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过家门而不入，径直走进保卫局，就这样被抓了起来。这些情况，是刘志彤和宋任穷一起工作时讲述的。宋任穷非常敬佩刘志彤的无私和坦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策动华北事变，图谋吞并整个中国。1936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抵御日寇的侵略。宋任穷、刘志彤率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黄河岸边三月底的夜晚，浪高风黑，怒吼的涛声里不时传来沙岸崩塌的沉闷声响。临出发前刘志彤平端一只粗瓷海碗，满斟烈酒，敬给船工鼓励他们不畏艰险，帮助红军快速冲过河去。在一片风声、浪声、枪炮声中，红二十八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河东防线，歼敌两个营，占领罗峪口。
此后，红二十八军先北后南，接连打败六股来犯之敌，于1936年4月13日到达山西中阳县西部渡口三交镇。该镇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打好这一仗，刘志彤亲自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接到中央命令攻打三交镇电报的当天，刘志丹把团以上干部如集到一起向大家传达，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战斗打响。战斗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刘志丹决定亲自到北山前沿阵地指挥。宋任穷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不料刘志彤刚到前沿，便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胸。他断断续续说完“告诉政委，请他带部队……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这句话。几位同志肥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宋任穷跪下来摸着他已经摸不到的脉搏，看着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优秀共产党人，陕北人民的领袖溘然长逝。
宋任穷把军大衣轻轻盖在刘志丹身上，扶着担架一步步送下阵地。他向党中央电告噩耗，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上好棺木装殓刘志丹的遗体，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临行前，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挥泪，天地动容。
部队到康城镇后，宋任穷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红二十八军伤亡近半，原曾准备撤销。但部队群情悲愤，士气高昂，总政治部专门考察后改变决定，保留建制，补充兵员，宋任穷被任命为军长，接替刘志丹，蔡树藩为政委。三、宋任穷当三机部部长搞原子弹
1956年4月，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你考虑考虑。宋任穷考虑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说你能出来吗？当时宋任穷还在总干部部任副部长，刚授衔不久穿着一身制服也不习惯。他说总干部部有人，周恩来说那好，我请示主席。没过几天，周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恩来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毛泽东主席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当时，一机部搞民用，部长段君毅；二机部搞军工，部长赵尔陆；三机部搞原子弹，部长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1957年9月，由聂荣臻任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商谈的初步结果，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泽东去苏联，由宋任穷回国向主席汇报。宋任穷走下飞机的那天正是国庆节，毛泽东立即把他叫到钓鱼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在12号楼听了宋任穷的汇报，毛泽东很满意，之后宋任穷又返回代表团，在莫斯科签定了1957年10月15日两国政府协定，简称为国防部技术协定。
1958年，大跃进风起，搞原子能的也头脑发热，提出“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随后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热情很大的一些人提出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改造革新。宋任穷的意见和这种意见发生了分歧，他说“反应堆、扩散机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还没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争论得很激烈。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当面向主席汇报。两天后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毛泽东，毛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毛还形象地说：“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是要跌跤吗？”
宋任穷把毛泽东的意见一传达，争论的问题也就统一了。
1960年冬天，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宋任穷等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见到宋任穷就谈起了原子弹什么时候能爆炸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毛泽东在一旁听着没吭声，康生就得意了，放高了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原子弹提前爆炸一天，就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对世界革命人民都有好处。”这时毛泽东看了看康生，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戈壁滩上空滕起的蘑菇云振奋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从此世界格局发生转变，一代开国元勋们终于露出会心微笑。那时宋任穷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二机部副部长刘伟打电话告诉他下午三点钟爆炸，宋任穷就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没有报道。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不让忙着发消息，毛主席一再要求核实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应，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这一声爆炸，对于中华民族确实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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