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付上级出奇文：“关于某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来自县、乡、村的基层干部是中国目前"官员作秀"的最大群体，在某些场合，这些基层干部几乎成了善于摆弄花架子的漫画式形象。但令人深思的是，这股祸国殃民的干部"作秀"之风，一段时期以来却屡禁不止，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究竟是什么原因助长了这股歪风盛行？一些基层干部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他们的牢骚话。

　　一个恶性循环的“作秀”故事

　　四川东部山区的某县委书记刘文兴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刘文兴：我所在的这个县按人均年收入计算，完全可以评为国家级贫困县。但我的前任书记为了标榜自己的在位政绩，上报国民生产总值时浮夸数字，大放“卫星”，把一个资格贫困县硬是报成了小康县。结果，这位领导捞足了升迁的政治资本，然而我们这个县的老百姓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享受不到贫困县的有关优惠政策，反而还要缴纳更多的税费。

　　然而据记者了解，这个县目前仍号称是“国民经济年年在发展，人均收入年年在增长”。在经济尚未发生质的飞跃的情况下，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区小县，在短时间内是怎样填补前任书记玩弄"数字游戏"所造成的现实和统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的，并且还能取得较大的经济增长？

　　记者对此再三追问，这位书记在要求是用化名的前提下说出实情。

　　刘文兴：为了和前任相比不显得“落后”，目前我们在上报经济成果时依然使用“数字游戏”那一套把戏。你想想，如果我如实上报这个县的经济数字，一方面要得罪前任书记，另一方面上级会对我产生看法，我可担不起"此人一来，经济就滑坡"的罪名。要知道，上级很多时候只看汇报材料，实际情况怎样，知之不多。在这种用人机制下，重蹈“作秀”覆辙的肯定不只是我，继任者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位县委书记的话里诚然有为自己辩解的成份，但作为从一个农村娃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他对于陷入“作秀”怪圈的苦恼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干部“作秀”带来的恶果，他自然清楚。

　　刘文兴：这种做法是“贴了干部脸上金，失掉人民群众心”啊。

　　被迫“作秀”实在无奈

　　对某些基层干部为何热衷“作秀”，有人认为主要是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没真正改造好，还未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此言无疑正确，但答案并不仅限于此。相关专家认为，干部之所以热衷“作秀”，并且屡禁不绝，这与其赖以生存的干部考核和任用机制不完善息息相关。

　　胡光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现行干部考核机制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显性政绩立竿见影，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而隐性政绩却周期长，见效慢，费力不讨好。

　　对于这样的考核体制，一些基层干部显然装了一肚子牢骚。

　　刘文兴：现在上级更多时候看重的是下级的显性政绩。走“正步”、踏踏实实做事，却只因为做出的是隐性政绩而得不到上级的认可，那些急功近利、善摆花架子的人却大受青睐。明摆着，“作秀”作出来的“政绩工程”往往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速效却速朽的显性政绩，这不是在拐弯抹角地鼓励干部“作秀”吗？长此以往，谁还会认真去着眼于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而埋头苦干？

　　胡光伟：“作秀”导致干群关系严重对立，但这样的恶果不能简单归咎于基层干部，上级部门有些时候也得负责任。

　　解云峰(川东北的某县委书记)：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上级压下来的，比如说，我所在的市要求所属各县开展万人下乡支农活动，必须得立块碑摆在那里，说穿了是为了记者摄像的需要。但问题是，这种看似轰轰烈烈的花架子活动究竟能让农民得到多少实惠？结果，不满意的是农民，挨骂的是我们，有政绩的却是上级。

　　很多基层干部纷纷认为，干部“作秀”诚然可恶，但被迫“作秀”又实在无奈。他们的这种苦衷，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基层又苦又累，埋头苦干往往得不到理解，相比之下，“作秀”则较易获得认可，也较易脱离基层“苦海”。

　　赵维民(川南的某乡党委书记)：我们这个乡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乡政府光是负债就近1千万，乡干部已经连续几个月没发工资。要知道，全家老小几口人全靠我每月几百块钱的工资生活。此外，由于“三农”问题敏感棘手，一旦发生农民群体性事件，我们乡干部就诚惶诚恐，度日如年，处分或批评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

　　解云峰：在基层工作，遭上级批评甚至处分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基层干部的压力较大，而上级部门对他们的理解、关心却较少，上级所关心的往往是经济是否发展。在一个历史欠帐多、经济基础薄弱的穷山沟，要想在短短的一届任期内发生巨大变化谈何容易，但上级却想看到最快发展，这种情况下，“作秀”造假、骗取政绩似乎成为最现实的选择。尽管这种有悖党性和良知的“作秀”造假时不时被媒体记者拆穿，但在某些地方，“作秀”造假却是基层干部脱离基层苦海的“终南捷径”。

　　干部“作秀”何时根绝

　　干部“作秀”是个敏感话题，记者通过亲身采访验证了这个观点。记者曾联系上一位市委书记，约好采访时间。当记者准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反悔了，一脸的为难：“不行啊，这个问题不好谈。”另一位市委书记则向记者连呼“饶了我吧”，忙不迭的闪避这个话题。

　　有人因此开玩笑说，在中国，干部“作秀”和性一样，都是做得说不得。但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采访对象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干部“作秀”，部分原因的确是其政治素质出了问题。

　　谢天刚(四川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在提高干部政治素质的普遍做法，同样存在问题--进一个培训班，学几篇文章，最后发一张结业证书，就认为万事大吉，这未免把事情给简单化了。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应该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过程。

　　刘文兴：上级考核下级时，应当以最终的实际效果而不是当时的表面现象为依据。比如说，天保工程备受瞩目，但很多地方的植树造林是“种得多，存活少”，当时检查时漫山遍野都是绿苗，但检查之后，由于缺少有效的看护照顾，树苗过不了多久大都夭折凋零。因此，上级稍不留神，就会被下级的"作秀"所蒙蔽。

　　显然，下级部门“作秀”成风与上级领导的作风飘浮有关。

　　解云峰：“作秀”的实质是造假撒谎，是对真相的掩盖，上级若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基层实际，就很容易被“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迷惑。因此，干部“作秀”的症结就不仅仅在于基层干部，而且还在于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平时应多深入实际，多做调研，尽量了解基层情况。掌握真相，就能识破谎言。很多基层干部坦言：在解决“作秀”等干部作风问题上，上面能做好的话，下面就能做好。

　　郑景骥(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根除干部“作秀”，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干部选拔、考核和监督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体制和机制性弊端一日不除，干部“作秀”就会一日不绝。然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需要一个过程，这意味着解决干部“作秀”问题将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