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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斯诺近来几次对西方媒体放风说，西方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拟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对话会议。
近来，美国财长斯诺几次对西方媒体放风，称西方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拟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对话会议，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西方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同八国集团的关系如何？这些也都是人们急待了解的问题。
八国集团的前身是西方7个工业化国家，即美、日、德、英、法、意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1997年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遂成为八国集团。八国集团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或国际体制，与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一致。目前，八国集团越来越向着引导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战略的大国论坛方向发展，正试图把世界经济活动规则化、制度化。八国集团机制是由不同层面构成的：领导人会议是其意志的总体体现，对世界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的讨论和决策，则主要是在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决定的。
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就不会得到西方世界的充分尊重和平等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名义上的八国集团，实际上并不完整，其原因是俄罗斯并未参与工业化七国的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机制。工业化七国，特别是美国主导着集团决策，尤其是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工业化七国何以在政治层面，即领导人峰会上接纳俄罗斯，而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层，即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层面，排除俄罗斯？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原苏联的解体，统一的联盟共和国被分裂成15个独立的共和国。虽然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实力已被大大削弱；原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不再存在，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拥有全球屈指可数的核打击力量和军事武装，仍然是世界的核大国和军事大国。因此，对西方而言，一个被削弱的，但不是分崩离析的俄罗斯，最符合其全球最高战略意义。将俄罗斯纳入其全球政治体系的总体框架，是实现这一战略安排的最为关键的途径。这便是1994年西方七国首脑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参加七国峰会政治问题讨论，以及1997年丹佛峰会正式命名为“八国首脑会议”的真正原因。
俄罗斯被排除在工业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之外，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只凭拥有核打击力量和军事装备，而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不会得到西方世界充分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的。200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2.25万亿美元，7个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1.2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其中美国为10.42万亿美元，日本为3.98万亿美元，德国为1.98万亿美元，英国为1.55万亿美元，法国为1.41万亿美元，意大利为1.18万亿美元，加拿大为0.72万亿美元，而俄罗斯只有0.35万亿美元，仅为中国1.24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生产力布局单一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国内生产总值对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西方国家认为，就决定世界经济走势的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平等对话，俄罗斯尚不具备资格。这就形成了一种相对难堪的局面：一方面，俄罗斯是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的正式成员，另一方面，峰会层面之下，对世界经济走势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却拒绝俄罗斯的参加，仍然将俄罗斯排除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之外。
中国要成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或得到目前俄罗斯这样的身份，尚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和特征的。由此而引起的多边对话的迫切需要，实际上是同八国集团最主要的职能相一致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已居全球第二位的国家。诚然，按外汇比价计算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00美元。但是，考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人均因素只是众多经济参数之一。而且，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逐年提高，中国极有希望在未来20年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的基础上，成为一个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同时又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工业化国家在对世界经济贸易、财政金融政策、汇率等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制定相关的规则时，就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
但是，中国要成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或像目前俄罗斯那样成为只参加领导人会议，而不参加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的不完整的成员尚需要一段时间。这里有双方的原因：
从八国集团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角度看，它们认为这一机制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西方国家的，而且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基础。中国同八国集团在利益、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同八国集团存在差别。八国集团对中国成为其正式成员，态度也是很微妙的。美国曾持反对态度，至今态度仍不明朗；日本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又不甘心放弃作为亚洲地区在八国集团中惟一代言人的地位，因此，在现阶段，它希望中国作为八国集团的观察员或伙伴国家而非正式成员；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6国的态度相对积极，特别是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但是，美日两国的立场，对八国集团对华的最终态度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对其冷静观察。俄罗斯政治转型以后，包括在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后，才从政治对话开始，逐步成为首脑会议的正式成员，并将于2006年承办八国集团峰会。中国的情况同俄罗斯有很大的区别，从经济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繁荣的程度是俄罗斯无法比拟的。但在政治上，八国集团对中国有偏见，或者说会设置一个所谓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对此我们要保持警觉。
从中国方面来看，当务之急是深化经济结构的改革，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为实现这一战略发展目标，良好的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我们提倡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些都离不开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协调。这是我们发展同八国集团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不管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经济政策的成熟度，我们同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不能承担同我们的经济实力不相符合的责任与义务，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速度。
因此，以渐进方式加强同主要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运行体制方面的融合，有利于我们认真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以我们的实际地位和实际利益为基础和前提，来考虑我们应承担的国际义务。重要的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要注意批判地吸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需要探索建立有自身特色的发达国家之路。中国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为方式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决不只是作为附庸式的配角，而是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勇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表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要求，使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修改和执行，能在相对公正、公平和均衡的基础上进行。
中国应不失时机地、有选择地参加八国集团的活动，特别是工业化七国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
在中国加强同八国集团联系的同时，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国际环境，在国际经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正过程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国应不失时机地，有选择地根据其具体议题和内容参加八国集团的活动，特别是工业化七国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这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在八国集团内部，财政、金融、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通过这一机制进行的。近年来，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同首脑峰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为领导人决策提供直接服务。这一机制对国际经济、财政金融合作的走势、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我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
对八国集团而言，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广阔的市场，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和魅力所在。没有中国的参与，就等于缺少了“世界的工厂”和“世界的市场”，再好的宏观经济规划和政策也是不完整的。同时，至少在理论上而言，在这一机制之下讨论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不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可以避免八国集团内某些人的担忧。而中国在这一机制层面的成熟表现，将有助于中国同工业化国家在总体政策对话机制下进一步融合。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国际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跟八国集团加强联系，巧妙相处，既有必要又大有益处，这是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之一，或者说是一条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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