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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诉后的喜悦 |
2004年7月9日下午13时许，当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作出裁决：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二战劳工案改判中国原告胜诉的消息传出后，不仅令法庭内等待二审裁决的邵义诚、宋继尧等5名原告激动不已，也使庭内外焦急期待消息的支持者沸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通过越洋电话、电波、各媒体网站传遍了全国，人们为中国劳工案在日本的高等法院获得改判、第一次取得胜诉而兴奋，为赢得了正义而感动。
在这次胜诉的二战劳工索赔案中，原告78岁的邵义诚是天津人。当7月12日晚18：45，由日本福冈至北京的CA954航班在首都机场降落，邵义诚老人在义务协助其赴日诉讼的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修刚的陪同下走出机场时，迅速被欢迎的人群和众多的媒体包围了。昨日，记者采访了邵老和修刚教授，他们讲诉了这一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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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义诚老人与修刚教授走出机场 |
历经苦难艰苦诉讼
专访中国劳工邵义诚老人78岁高龄的邵老至今仍沉浸在胜诉的喜悦中，但一提到当年在日本的经历便气愤异常。
青岛被抓做劳工
邵老说，1944年7月，他为维持生计做小买卖去青岛买烟进货，不料刚下火车便被几个人抓住关了起来，后来他和360名华工一起被装上货轮，运到日本干活。船上生活极差，在船上有3人死亡，尸体被抛入大海。船航行7昼夜到达日本下关码头，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邵老说，他们干的活非常累，每天被强迫干12个小时以上，任务是开凿一条输水山洞和修建安野水力发电站，开山炸石运石块。华工饮食极差，每顿只有两个小馒头和点盐，没有菜，吃的都是豆饼面、苹果渣等，还吃不饱。劳工体质太弱干不动便遭毒打。一华工不堪忍受逃出，两天后抓回被日本兵打得遍体鳞伤，躺了5天又被逼着做工。
日本人没给发过衣服，劳工们衣不蔽体，更甭说御寒，许多人患有腰腿关节病，有人脱发、长疥疮、拉痢疾，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有了病他们不给治，送到病号房的十有九死，有的人还没死就与死尸一起被扒光衣服拉走了。邵老也患上严重的疥癣病，病情恶化身体溃烂，眉毛和头发都脱落了，不能站直。1945年3月，邵老及部分无法干活的华工，没拿到任何酬劳，突然有一天被装进卡车运回了中国。
邵老说，日本人虐待华工，工人们的反抗从未停止。一次，大家凑钱买头牛准备杀了吃。不料，大队长竟先把肉送给日本警察和看管华工的日本人。想到大队长的恶行，几十人冲上去将他活活打死，因此，16名华工被投进广岛监狱。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因监狱位于爆炸中心，5名被关华工当场死亡，11人受伤。日本战败后，300余名华工陆续登船回国。
邵老说，他虽活着回到家乡，但母亲因他被抓悲伤、操劳已去世。邵老也因严重病痛无法活动，夏天就睡在马路上。他沿街乞讨活了下来。为把身体治好，他把房子卖掉治病。邵老找不到固定工作，他卖过报纸、当过泥瓦匠，靠打零工度日。
邵老结婚后，没敢把被抓到日本这段经历讲给妻儿。文革动荡，他担心被当做日本特务挨批，更是不敢说。但邵老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
踏上艰难索赔路
邵老说，1996年，河北大学副教授刘宝辰突然来到他家。刘老师从1988年开始对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进行调研，根据“劳工名册”找到他。而在1993年8月，刘老师已帮助吕学文、孟昭恩两位幸存华工代表360名受害者，在广岛和西松建设公司进行首次交涉。邵老说，他当时很高兴，以为平反昭雪的日子就快到了。没想到，此后的索赔路程异常艰难。
数十次的交涉中，西松公司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997年受害者收到西松公司完全拒绝受害者正义要求的通知：把中国人强行带来是日本国策所为，并非该公司行为，公司应当免责；关于粮食、衣服的配给，公司在当时的情况下，已尽最大努力，一个月每个华工的伙食有30公斤粮食；此外，公司已支付过工人工资。邵老等华工异常气愤，决定诉诸法律。1998年1月，3位幸存者吕学文、宋继尧、邵义诚和两位遗属杨世斗、曲训先(病重，其子代替)5位原告，代表360名受害劳工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先后经过17次开庭，2002年7月，法院判邵老等人败诉，主要理由是诉讼已超过日本民法规定的20年时效期。随即，邵老等人又向当地的二级法院———广岛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书。一个多月后，广岛西松劳工联谊会会长吕学文因气病交加去世了。经过漫长的等待，60年后终于等来胜诉的这一天。
判决胜诉 意义深远
专访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修刚修教授义务为索赔华工提供日语翻译，做了大量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
如何寻找劳工起诉
修刚教授说，他最早介入此事是受川原洋子委托。川原洋子是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她和其他一些日本友人联合成立了“和原子弹受害者交流促进会”，帮助在日本广岛受原子弹袭击时受害中国人维护权益。根据日本政府规定，所有原子弹受害民众可享受免费体检等医疗服务和赔偿等众多政策，包括日本国民，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众都从中获益。但日本国一直不承认中国也有受害者，川原洋子便积极寻找、联络，并代为交涉。后来川原洋子与安野发电站华工取得联络，发现不但存在原子弹受害问题，还存在强掳为劳工的严重问题。后在河北大学副教授刘宝辰的大力协助下，根据一本记录不全的劳工名册，他们在中国各地寻找当年的360名华工。
巧妙选择诉讼地
修刚教授说，选定在广岛起诉、如何起诉，律师团成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首先，决定以企业为被告，而非国家。因为以企业容易切入，避开了中日两国国家间的不赔偿承诺。尽管每个华工都有不同的经历和特点，但为便于诉讼，也节约诉讼成本，先期选了其中的5名华工代表，索赔数额都为500万日元。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华工实际受损情况，但比较好接受。一旦胜诉，再主张其余华工的权益。这5名华工各有特点，邵老属于被强抓走的；吕学文属于原子弹爆炸受伤的；宋继尧则属做工期间双眼失明……选出的5人都有代表性，也容易说服法官。选择在广岛起诉，因为广岛是原子弹受害最严重地区，历经浩劫，这里的日本民众更加爱好和平。
修刚教授说，律师团的新美隆律师在当地是非常知名的大律师，很有正义感，有30多年的执业经验，还是大学教授。他还在另一起华工权益以和解方式得到保障的“花岗劳工案”中担任律师。
如何攻破诉讼时效
对日索赔中，争议最大的是诉讼时效。日本法律有个20年的诉讼时效和10年的“安全照顾期”。华工们在遣送回国时隔50多年后才提起诉讼，西松公司以此大做文章，坚持认为不应赔偿。而一审法院也因“时效问题”驳回华工们的诉讼。
修刚教授说，律师团和专家们认真分析案情，对时效问题进行重点突破。首先，华工及家属因这一事件在精神上、肉体上严重受到伤害，导致大多数人经济困难，勉强度日，他们先要解决生存和温饱，没有精力对日索赔；其次文革动乱，劳工因去过日本为日本人干活，被怀疑为“亲日”、“特务”，所以许多华工不敢透露这段经历，不可能起诉。加之中日两国长时间没建立外交关系，不能自由来往，建交后赴日手续繁琐、费用高昂，劳工无法承受；同时，华工们的法律意识不强，且当初有放弃国家索赔的声明，华工们意识不到可通过诉讼解决。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战败不久，让曾役使中国劳工的35个企业写汇报书，并据此编写了《外务省报告书》，但日本政府畏惧这份报告成为追究其战争罪行的证据，下令把资料烧毁，企图隐瞒、不承认强掳华工事实。1993年，保存在日本民间团体的上述文件被公开发表，真相才得以被揭开，华工索赔才有了强有力的证据。华工律师团认为，对日索赔的关键不在于起诉的早晚，而在于西松公司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这是个全面的胜诉
修刚教授说，尽管事前所有人对二审胜诉都没有把握，但大家感到把该说的理都说尽了，该做的事都做了。7月9日法官的一些举动却让大家感到可能有利。根据日本法庭纪律本不允许将遗像带入法庭，但那天去世华工的家属带遗像去参加宣判，打算入庭时再收起来，但宣判前传来消息，允许家属抱遗像入庭。日本法院的宣判一般只宣读判决结果，判决理由待休庭后双方仔细研读判决书。而这次法官破例宣读了10余分钟，判决书厚达几十页，法官先讲了判决的事实、理由，可见法官的良苦用心。在法官宣读此案时效问题时，大家心一凉，以为又要驳回上诉。但接着法官的话锋一转：“如果时效起到了有悖于时效、有悖于公理作用的时候，时效问题不应考虑。”精通日语的修刚教授立即意识到已有胜诉的可能，在旁听席上的他用手做出“V”胜利的手势，原告方看到了，都激动不已。果然，法官最后宣布原告胜诉的四条裁决。那一瞬间，令所有人感动，大家都哭了。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尽管法官对原告的诉讼理由没有完全承认，但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都得到了支持，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胜诉。
修刚教授说，日本社会很关心这起索赔案，主流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都参加了庭审宣判。日本法律实行三级制，西松公司已经上诉，最高法院是宪法法院，不再核实案件事实，只认定本案适用的法律是否存在问题。
判决意义深远
修刚教授一直回避提到本人：“我做的很有限，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修刚教授是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院长，但为了华工的权益，多次前往日本，给律师团和华工出谋划策、帮助华工整理文字资料、进行同声翻译，因公务无法脱身时，派出该院的赵淑琳老师代他完成任务。这次外院原定的好几个重要会议被迫推迟。不过，修刚教授说：“包括我在内的老师们都认为值得，因为这个案子不单给天津人争了光，更给全体中国人争了脸！也让更多的日本人更准确地认识那一段历史！”修教授说，此次判决意义深远，它是日本高级法院首次作出华工胜诉的判决，通过司法判决对事实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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