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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齐喜文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一场车祸造成的骨折，让他及家人成为医院和医生眼中的“优质资源”。为了争夺“资源”，天津市大港医院和一名“走穴”大夫，不顾条件限制，冒险从事高难度手术，致使齐喜文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手术后，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最终失去了生命！
近日，齐喜文的父亲齐月生已向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起诉相关责任人。
二级医院冒险手术酿成事故
2003年2月，家住天津市津南区头道沟村的齐喜文被一辆中巴车撞伤后，被送到天津市大港医院外科治疗了三天，随后转入骨科准备接受手术。
根据大港医院的临床诊断，齐喜文出现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合并血气胸、左侧骨干粉碎性骨折、双髋臼骨折、左肩胛骨折、肾挫伤、胸部闭合性损伤等多项症状。经医院抗休克、输血、抗炎等治疗后，齐喜文于2003年2月5日进行手术。
尽管当时医生一再强调，手术做得很成功，但齐喜文出院前拍片却显示，其左髋臼骨折端内固定器松动，导致对位欠佳，因髋臼骨折端已有骨痂形成无法再行手术，齐喜文于2003年4月8日出院。
据齐月生回忆，出院后的齐喜文病痛不仅没能减轻，全身还奇痒难耐，全家人每天就轮流给他抓痒，连他70多岁的奶奶也不顾年迈，亲自给孙子按摩。齐月生告诉记者，当时家人就怀疑手术出了问题，但想着没有“亏待”医生，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医生也应该尽全力。
而大港区医学会所做的鉴定认为：“医方在进行骨盆骨折手术中，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没能认真进行术前讨论，其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存在不足，存在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的因果关系，属于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天津市大港医院院长穆志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骨盆手术本身就是高风险手术，而患者又有严重的复合伤，大港医院作为一家二级医院，承担这种手术就有一定的难度，当时应该把患者转到高一级医院。
“走穴”医生喝酒患者失血丧命
由于齐喜文长时间骨不愈合无法下地站立，齐家人就多次向天津市大港医院骨科医生询问解决之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8个月。
齐月生说，当时家里人准备转到医疗水平较高的三级甲等医院——天津医院进行治疗，但在大港医院医生的劝说下，加之考虑到方便照看患者，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双方同时协商，通过私下邀请天津医院的高水平专家来大港医院会诊治疗。
2003年10月27日下午，天津医院骨关节中心主任于某，利用下夜班休息时间，就齐喜文出现的“左侧骨盆陈旧性骨折”问题，在大港医院实施骨盆陈旧骨折取钢板、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当日下午2时许，受邀请的手术主刀医生于某和大港医院的副主刀医生李某，在饭店用餐时，还喝下两瓶金士伯啤酒。当时在场陪同的齐喜文家人告诉记者，两位医生吃饭前要求上酒，他的心里就“咯噔”一下，但为了不惹他们不悦，也就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据齐月生回忆，齐喜文被护士从手术室推进病房时，左胯部的手术部位还有两根引流管向外流血，不到15分钟时间，顺着引流管流出的血液就充满了整个血浆袋。在随后20多分钟的时间里，护士就倒了两便盆的鲜血。手术结束后，6名医护人员在齐家人的陪同下吃夜宵。至28日零时30分左右，齐喜文看着身体中不断涌出的鲜血，声嘶力竭地向护士喊叫“为什么都不管我了”，之后脸色逐渐暗淡到死亡。齐喜文死亡之后，只有副主刀医生李某赶回病房，而包括于某在内的其余医护人员并没有到现场。
于某告诉记者，手术操作没有造成血管及脏器损伤情况，但在手术过程当中，曾有10分钟时间监护仪测量不到患者血压，但更换另一台监护仪后，即可显示血压。天津大港医院向记者提供的麻醉记录显示，术中齐喜文失血量约为5000ml，输血量为3350ml。但在麻醉记录“术中输液总量”一栏下，有一大块涂改后的墨迹，最终数据“9275ml”有明显的涂改痕迹。齐月生认为，按照院方的说法，齐喜文只失血650ml，这样的出血量不足以让其丧命。而事实却是，天津市胸科医院提供的“尸体病理解剖报告书”表示：齐喜文因发生失血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病人就是“好处”源滋生医疗怪现象
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服务的于志宏分析，目前医疗市场两极分化明显，三甲级大医院服务量骤增，而一些区级医院服务量明显下滑。为了生存，这些下级医院就会想办法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在医疗市场上，病人就是资源，齐喜文病案就是在这种竞争下的牺牲品。
医疗市场两极分化还表现在，一些区级医院只能接受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于志宏说，小病一般就是小处方，一个病人的治疗费用也就千百元，而像齐喜文这样的大病，当然为大港医院所看重。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大港医院接受了这种高风险的手术。
事实证明，高风险也带来高收益。大港医院财务科提供的证明表示，在第一次手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齐喜文的住院费用总计为4万多元。
大港医院院长穆志远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区级医院，大港医院也希望提高医疗技术，但事实上，因为市场竞争的存在，一些医院有意无意进行技术封锁。大港医院每派出一名进修大夫去上级医院学习，就得花费7000元以上，而且本院的骨干到上级医院也只是出门诊、写病例等“小活”，对技术提高效果并不明显。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的一位科主任告诉记者，他所掌握的阻断传播技术，只愿意与外省市的医院进行合作推广，在200公里以内是不教其他医院的，因为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在医院间争夺医疗资源的同时，医生们也参与其中。近年来，屡禁难止的医生“走穴”行为，其实质是医生间对医疗资源的分割。一些“走穴”大夫受利益驱动，多数是利用休息时间，这难免会造成体力透支，治疗水平的下降。
谈到齐喜文案例，天津市大港医院院长穆志远承认，于某是骨关节专家，而对于骨盆手术并不十分内行，术前估计严重不足，原定于3个小时结束的手术，最后持续了近9个小时，加大了手术的风险。
于某一再向记者表示，他到大港医院进行手术前，没有告诉本院医务科。只想着为大港医院解决难题，根本没有考虑报酬。但据齐月生透露，手术前，双方已经谈好，准备手术成功后给于某2000元，后因出事而作罢。天津市肿瘤医院的一位姓刘的医生告诉记者，即使是在同一家医院的医生间，抢夺病人也十分激烈，因为在许多医生眼中，有了病人，就有了资源和社会关系，办事方便甚至是索要“红包”都有可能。
齐月生告诉记者，儿子前后两次住院，他各方打点就花了7000多元，除了请医生吃喝玩乐等，仅在第一次手术时，就给主刀医生送去1400多元的西服还有海鲜等。大港医院的调查也明示，医生李某的确收受了齐家的衣物。
于志宏说，救死扶伤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但在利益驱动下，个别医生忘记了这一责任，这就出现让人寒心的冷漠。在齐喜文病危之时，包括主刀医生于某在内的多名医护人员，都没有返回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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