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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眼中，在苏州举行的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一次让中国人全面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的最佳时机。
“中国目前正面临一个民族身份丧失的问题，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其显著的特性，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俞教授认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普遍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而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世界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价值所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是治疗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桂林山水和黄山这些自然风景，怎么会有中国的水墨山水画。所以说，这两种世界遗产本质上是互相紧密联系，是一个民族身份证的两个方面。”俞孔坚教授说。
而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这种身份归属感仍然存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故宫、京剧、胡同、四合院的北京，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小洋楼、相声、五大道和杨柳青年画的天津。现在老是说我们的城市缺乏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指的就是这些方面。”
当年北京拆老城墙让世人见识了一次“中国速度”，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还记得拆的时候，伏地大哭的梁思成，那无论怎样都掩饰不了控制不住的泪水，实际上这泪水到今天仍然没有干，在世界遗产的数百个历史文化名城当中，遗产总数位列第三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大城市当选，这是中国的遗憾，更是中国大城市的遗憾。我们难以忘记所谓的京派、海派文化给各自所在的城市带来了怎样难以言说的万种风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文化仅仅停留在虚无缥缈的非物质层面，而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中不留下什么痕迹。
对于天津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申遗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城市，一向有这样一种说法。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担当着现代化最早的实践者之一的角色。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第一条铁路，第一部电话，第一块手表，第一个大商场，第一所大学都诞生于此。一位长期研究天津发展的专家说，这个城市成长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力在支撑着，而这种文化力的物化形态，往往就是非常可贵的文化遗产。
申遗并不代表靠遗产吃饭
“从外表上看不出中国的世界遗产和旅游景点的区别。甚至，世界遗产成了旅游景点的最大招牌，这正是‘申遗’动机中最不可言说的部分，即把申报世界遗产视为打造城市品牌和旅游经济增长点的举措。”针对某些地区为了靠世界遗产索取经济回报而导致的热情申报，有人辛辣地评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遗产吃遗产。”
黄山被评为世界遗产后，旅游收入由数百万猛增到2亿元。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年的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增加到500多万元。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似乎就能一举成名天下闻。在这种庞大的利润推动下，申遗本身似乎让人觉得动机不纯行迹可疑，专家们开始忧心忡忡，在“申遗”的热情里有多少地方还牢记着“申遗”的真正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申遗就代表靠遗产吃饭。”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告诉记者，对于不同的地区，保护和开发也要分不同情况讨论。对于一些世界自然遗产，如山川、湖泊、森林，以保护的名义下进行过度开发，拼命榨取文化遗产的剩余价值，往往还不如“无为而治”，什么都不管的好。近年来的一些负面消息，比如说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曲阜“水洗三孔”，泰山违规扩建索道，黄山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宾馆，乐山风景区建“巴米扬大佛”，张家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大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传媒往往把积极申遗的举动归结于一种功利的目的。
但是，对于大城市中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中大面积的建筑群，单纯的保护就无济于事了。绝对地保护是保护不了的，再好的房子不开发，几百年不维修就会坏掉。“比如说天津，几百幢小洋楼，里面住的都是单位和住户，单凭政府行为，很难一一把他们迁出，再花上比造价还要贵很多的维修费用一一修复，然后把它们晾在那里，每年投一大笔钱进去。仅仅一个梁启超纪念馆，就要两千多万，而文物处一年的经费不过一百多万，经费再怎么增加，也不够用的，必须要加强保护性开发，吸引资金投入，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开发改造。像上海的石库门地区改造成新天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申遗无疑能够大大提高地区知名度，吸引资金投入，加大开发力度。只要当地政府慢一下，功利心小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平衡点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就符合上述这种情况，自然景观相对较少甚至没有，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文化景观上，而且偏重于原住民形态的风貌建筑上。而天津作为一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可能像一些中西部小城那样，功利地靠旅游作为自己的经济命脉。所以，只要得到合理的保护性开发，天津申请世界遗产，不但不会破坏，反而有利于保护这些风貌建筑及传统民俗。
天津申遗是不是鼓吹殖民文化
天津应该申遗。天津申遗有利于保护天津的风貌建筑。剩下的问题就似乎只有天津是否有资格申遗。天津的这些文化遗产是否能够走向世界？
天津最有所称道的，应该要算是以五大道地区为代表的小洋楼风貌建筑群了。“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天津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标志之一是拥有众多风格迥异的历史风貌建筑，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承载着众多历史文化遗存，近代史上京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纷纷在当时天津九国租界地买地建房，不仅使天津得享“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也让这些风貌建筑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在天津尚存小洋楼1000多幢，其中名人故居100多幢，包括梁启超、李叔同、曹禺、霍元甲、溥仪、张学良、袁世凯、冯国璋等众多历史名人故居。
近来上海外滩打算申报世界遗产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度有不少评论认为，外滩建筑是殖民文化的代表，不应以此申请世界遗产。天津的小洋楼同样也是殖民文化的产物，且里面居住的历史人物、军阀政要大都在历史上留下负面影响，甚至在里面直接留下了阴谋与罪恶，溥仪出逃关东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川岛芳子偷运皇后出津等，莫不如是。
然而，翻翻现已成为“世界遗产”的名录：金字塔、长城、始皇陵、故宫，还有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它们或是奴隶主欺榨奴隶、封建主压迫农民的产物，或是代表人类历史最残暴最惨烈的一幕。又怎么能够“弘扬”？又怎么能够算作“辉煌”历史？如此一来，人类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珍惜、需要保护？
天津的这些风貌建筑，记录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风云变幻，成为近代中国的缩影，自然也构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算作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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