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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人的康复需要较大的活动场所。图为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康复科与儿童少年精神科共同举办庆“六一”文艺活动演出，医护人员与少儿病友一起庆祝节日 |
如果说收回19亩地是为公共利益需要，那么，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干部病房楼与南京脑科医院的精神病房楼和精神卫生研究所相比，谁是完全意义上的公益事业？
7月的一个早晨，刚到7时30分，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病房前的林荫道上，准时出现了三四十个人。他们是一群正在恢复中的精神病人，一天之中只有这30分钟可以在户外活动。在他们的眼里，这20多米的林荫道就是自由的乐园。
但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不久之后，这林荫道将被一堵厚实的围墙挤占。
一墙之隔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将从脑科医院圈走19亩地。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的8个病区和精神病人康复工疗楼、研究所、供应室、后勤楼、食堂等总面积12760平方米的建筑设施都要被拆除。
会议纪要决定一切
2004年3月4日下午，南京脑科医院中层干部大会宣布了一项决定：要转让19亩地给相邻的省人民医院。
但全院职工纷纷签名反对。“脑科医院持有合法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政府有什么权力收回？”职工们不解。
脑科医院的命运决定于政府的一份《专题会议纪要》。这份会议纪要称：“原则同意从南京脑科医院一次性划拨约19亩土地，用于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楼建设。省人民医院和南京脑科医院要在2004年5月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对南京脑科医院土地划拨给予经济补偿。省人民医院采取协议补偿的方式，一次性支付南京脑科医院4000万元。”
5月中旬，南京市卫生局局长到脑科医院，试图说服院长在土地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医院员工提前知道了消息，在门诊大厅门口铺了横幅，上写：“保卫土地！保卫家园！”全院职工几乎都在横幅上签了名。最后，院长拒绝签字。
6月4日，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又来和医院部分专家及中层干部对话，要求脑科医院支持干部病房楼建设。
6月9日，脑科医院前任院长、现任卫生局副局长来医院蹲点数天，开了几个不同的会。在这些会上，“不让大家再谈看法，只要表态(是否同意让地)”。
由于院方迟迟不肯签字，卫生局最后说“不要签了”，让院方领导直接交出公章。迫于压力，院长“最后还是拿了”，后来据说有个副院长补签了字。
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楼建设土地使用权划拨，是否依法经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批准并持有正式的批准文件呢？
脑科医院的员工曾去建委、纪委和规划局询问。规划局的答复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收到省人民医院的规划方案。国土局、建委也没有收到申请资料。”
脑科医院员工认为，在有审批权的政府部门下达土地使用权划拨批准文件前，《会议纪要》可理解为政府在干部病房楼建设方面的指导性意见，而不是相关法律规定的批准性文件。
但市卫生局随后下达了命令：在2004年8月30日之前，将研究所、大礼堂及4个病区(约200张床位)搬清。
不久，时限继续缩短——“8月18日之前搬迁，20日就要交地。”
谁更合乎公共利益
《土地管理法》第58条列举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5种情形，其中，只有第一种情形“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勉强可以适用于收回脑科医院的19亩土地使用权。
但记者从医院系统了解到，除了省人民医院，省级机关医院专门收治省委机关的病人，设有大量干部病房。此外，南京市还有数个三级甲等医院也有干部病房。
而脑科医院，是南京市区惟一的精神病院。
南京脑科医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的发源地和摇篮，1949年以前为南京中央医院神经精神科，当时陈学诗是其中的医生。听说收地一事后，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中医科主任医师、80岁的陈学诗主任说，“解放初期，全国不到40位精神病医生，大部分都在南京。从1951年起，脑科医院开始办进修班，现在全国范围内刚退休的大多数精神病院的院长和精神科主任，都是南京脑科医院培养起来的。”
根据国内的统计惯例，按人口比例的3%计算重症精神病人，南京600万人口中就有约18万病人，而现有的医疗条件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与省人民医院的上亿元国家投资相比，脑科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搞建设，只能自己勒紧裤腰带，从全院职工的奖金中省出钱来扩大规模，“买仪器都是贷款”。
“现在精神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有很多外地的患者慕名前来治疗。上个月新收了30个病人，很多是高考考完送来的。”医生说。
“如果说收回脑科医院19亩地是为公共利益需要，那么，省人民医院的‘干部病房楼’与脑科医院的精神病房楼和精神卫生研究所相比，谁是完全意义上的公益事业？”一个医生质疑道。
搬迁难题
7月初，南京脑科医院的搬迁工作不得不开始。
为了能按上面的时间要求搬走，医院提出来分两步走。160张床位的精神三科和食堂暂时先放缓一步。先搬精神一科、二科、研究所、供应室、后勤、康复科和礼堂(礼堂是精神病人在恢复期每周看一次电影的地方)。精神二科共100张床位已经搬到了进修生宿舍楼里。
“每搬两个病区，就少了一个病区的收容量。不得已只能让一些治疗情况比较好的精神科病人回家吃药了。这样既对病人不负责，也是对社会不负责。”医生说。
精神一科去年7月刚搬进改建过的大楼。记者看到，房间显然刚刚进行过装修，地板是新的，房间里都装了空调。
病房楼新装修后使用还不到一年就拆掉，让脑科医院的医生心痛不已。
“病房去年装修花费了好几百万，这是脑科医院多年来第一次改善条件，以前都是一个房间摆16个床位。本来计划进一步改善，还打算修花园，建一个工疗的地方，现在计划完全被打断了。”
脑科医院算过一笔账，精神科大楼及配套设施的新建与拆迁，需要投资9574万元。这与《会议纪要》中确定的4000万元协议补偿费相去甚远。
由于精神病治疗的特殊性，搬迁的过渡房必须具备5个条件：房屋采用砖混结构，门窗采用金属防护栏和钢制防盗门；必须有消防设施和监控室；必须有防止精神病人自残、逃跑、互残、自杀的监控系统；病房内安装空调；精神科病房是封闭式管理，活动空间要求比普通病房要大。脑科医院在搬迁计划中本来准备建设8栋过渡房，但上述建筑预计花费1090万元，前期费用(含设计、规划、规费)100万元。
而土地转让协议书中标明，省人民医院提供的建过渡病房费用只有300万元。
过渡房建设工期(不包括前期立项等)，按最快速度也需时半年，而现在离搬迁的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月。
资金和时间显然都不够，脑科医院已经决定不建过渡房，“只能改建原来的地方，挤一挤”。医院计划把神经科大楼一、二层的病理科、中心药房、脑血管研究所等腾空加装铁窗后，把病人搬进去。
“神经科大楼第三层住着神经症病人。那些病人70%失眠。如果精神病人住在一楼和二楼，发出声响，会影响三楼的神经症病人休息。”神经科医生也开始为他们的病人担心。
北京安定医院院长张继之，1950年代初曾在南京脑科医院进修，他觉得让大批精神病人搬迁实在不可思议：“精神病治疗要求很高，首先要给病人非常安静的环境供他们休息，环境的变化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刺激。重症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至少需要6到8周，在这期间病人容易出现病情的反复，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搬迁，病人会有不安全感，狂躁期的病人更甚。”
落后的临床治疗，退步的科研
记者在精神科的女病房里看到，几十个病人在较宽敞的休息室里活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有的面对面坐着，互相聊天，有的发呆。
一个年轻的女病人在休息室里安静地看书。她很快要出院了，自由是她最渴望的，但她也很担心出去后不能正常工作。
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除了药物治疗外，还有心理治疗、作业治疗、娱乐治疗等，这些治疗需要足够的场地。国外的布局惯例，一般是精神病医院都比普通医院大得多，精神病人的训练基地面积是病房的两倍。
精神三科的休息室里，一个三四十岁的女病人对记者说，“最盼望的是早上7点多能去草坪散步半个小时。”
“把他们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环境里当然很难受。除了每周看一次电影外，没有其他活动。做心理咨询也没有场地，这需要一个很隐秘的空间。”
在英国，精神科一般设在综合性医院内部，它的病房外观比其他的病房都要漂亮，还有各种工厂，甚至家庭厨房，女病人可以在里面重新学习做菜，看出院后能否适应家庭生活。
在日本，医院大多提供大量的场地给精神病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做编织、木工、陶艺、写生、运动。医院采取各种手段帮助病人回归社会，甚至会专门为康复期的病人盖一个房子，模拟工作环境帮助他们恢复技能，便于他们适应将来在社会上的工作。
“我们没有场所来开展这种活动。我们只能让病人‘假出院’，回家适应一段时间，反过来问家长恢复得怎么样，有的家长因为疼爱自己的孩子，有时夸大好转，容易使医生的判断出现偏差。”一个医生说。
“上海市政府投资了3个亿，造了亚洲第一个精神卫生中心。扬州的精神病院也正在扩建，要建一个花园式的病院。人家都在大力发展，我们却在退步。”一个医生感叹。
脑科医院还有一个精神卫生研究所，正在研究很多全国领先的课题。但这个刚刚花了100多万元装修过的研究所，也在拆迁之列。研究所的下一步计划本来是在精神科建起博士点，现在就搁置了。
2001年和2003年，研究所一位姓张的博士所在的两个课题组分别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年3月，张博士还组织了一个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年会亚太地区分会。
4月中下旬，意识到割地不可挽回后，张博士决定离开了。“我不想亲眼看着炸楼的场面。”她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个好的环境，“大楼从炸掉到建起来需要一个周期。干事业是不能等的。现在没有病人了，只能被迫转向神经科学领域。”从做了9年的精神病学领域转向神经科学领域，对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课题研究的病人取样都来自精神科的住院病人。如果割地带来了取样病人的流失，与英国大学方面同步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也会进入一个尴尬局面。英国方面正考虑是否中止课题研究。
“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实，研究精神病学的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弱势群体。”张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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