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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许多中国大学校长都是有备而来，不停地向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提问。不可否认，大家都怀揣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前来碰撞与讨教。随着交流的深入，一些成熟的大学校长用自己多年的办学理念与经验澄清中国高校在向一流迈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多学校是“从表层误读一流大学的概念”。
误区一：研究生数量＝研究型大学
记者这些年在国内高校采访，经常听见高校一些负责人骄傲地说：我们要做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数量要超过本科生。研究生扩招后，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就意味着学校迈入研究型大学的大门了吗？
今年年初，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就曾用“一个茶壶三十个杯”来形容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认为连年大幅度扩招，已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随之而来的是教师负担过重、研究生质量下滑等一系列副作用。不久前，有关部门又提出，5年内研究生数量从80万人增加到180万，净增加100万人。许多国内高校设置的前进目标，都是将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比例定在1∶1。
而在本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透露的数字却显示了另一种观点。剑桥大学1.5万名学生当中，研究生只有3000人。莫斯科大学3.1万多名在校生中，只有7000多人是研究生。牛津大学研究生数也才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如果说研究型大学的生源以研究生为主的话，就曾经有人建议牛津不再招本科生。
“这样做有问题。”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教授说。
牛津大部分学院更关心本科生教育。他阐述，尽管这些学院承认需要增加研究生人数，但是都不希望以牺牲本科生教育为代价。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介绍，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只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看美国大学每年从联邦政府得到的经费所占的比例。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这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在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0%以上。而哥伦比亚大学近年来从联邦政府申请到科研经费保持稳定上升的势头，在全美高校中稳居10到12位。“研究型大学完全取决于科研水平的质量，而不是学生的数量。实际上，数量只是表面现象，却有很大的迷惑性。”朱清时说。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提醒，如果经济实力达不到，也就办不了研究型大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误区二：开设人文专业＝具备人文素养
清华大学的文科专业看起来很齐全：经济管理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
有人说，清华大学建立这些学院，学生就有了人文素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不同意这个观点。
近年来，国内几乎所有的理工大学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都开设了人文课程，其中很多学校还把人文课程的成绩记入学分。但不少理工科大学生认为，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内容和形式都存在缺陷。在上海一所理工科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很多学生表示，“不要逼迫大家一定要拿学分，否则又会陷入为读而读的僵局”。
在此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教授说：“只是在形式上把各种学科揉进一个学校，并不等于交叉融合。”
中国高校的本意是好的，可是，“一个学校的学科交叉不交叉，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学科。如果它们中间没有发生化学反应，效果等于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说。“人文修养更不是几节课就能培养出来的”。一位校长评价：人文教育的作用和效果如何还取决于教育以外的因素，如人文素质养成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学生个体的差异和复杂的社会因素等。
误区三：国际交流＝国际化
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某学院曾经搞过一个国际研讨会，不少外国专家应邀出席。
结果那场研讨会变成了一场论文朗诵大会：组织者为了省钱，让自己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进行同声传译。由于语言传递的慢节奏和不尽人意，中外双方的专家和与会学生都没有兴趣发问，双方几乎没有进行交流。
会后，这场研讨会成了该学院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在大学校园里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国际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很多学校采用了英文授课的方式，训练学生英语思维能力。“我们在走向国际化。”记者屡屡在高校的宣传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语句。
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教授批评自己的学生误解了“国际化”。他说，现在很多美国学生认为到国外学习就意味着国际化。他们把国外的学习经历当成一种度假，作为紧张学习间隙中的一种喘息。这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误解。
伯林格认为，在哥伦比亚的核心课程中，很少探讨全球问题。如果说起贫困，学生更多关注的是美国的贫困和民权。“我们是一所全球性大学，可我们的学生只把焦点放在西方文明，这样怎么能扩大视野放眼全球？”他说。
伯林格给学生一个最基本的建议是，让他们在世界各地游历的时候，融入当地社会，学习当地人的思维。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思维才能具有包容性。
在耶鲁大学莱温校长看来，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都会成为世界公民。学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受教育经历，以便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世界。
误区四：大楼＝一流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曾经得到过一笔意外之财。
那是在一次学科评审中，因为工作出色，诺丁汉得到1000万英镑的奖金。学校开始讨论这笔钱的用途。最后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以5万英镑的年薪，从世界各地引进200名优秀人才。
结果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诺丁汉大学实力大增，在不少领域的排名纷纷上升。
一位中国大学校长感慨：“这笔钱如果到了中国高校手里，第一个用途很可能就是拿来盖楼，添置实验室。”
正如舆论反映的，中国高校的圈地运动如火如荼。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12月，全国已建和在建大学城54个。南方某市大学城规划面积7000公顷，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占地面积。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河北某地为了建大学城借了20多亿元。我不知道这样的地盘扩张是为了什么。”
一所学校的管理者曾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把硬件都搞好了，就要开始吸引凤凰了。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可能不同意中国校长的这个观点。这所州立学校，在加州大学系统中，原本并不出色，伯克利分校比它有名的多。就是这所学校，从1998年到2000年3年的时间，连续产生了3名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人来了，什么都有了。
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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