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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给人的期待与想象，或许不仅仅令中国人兴奋。
1月1日。这一天的官方文献记录了邓小平三件事，其中两件与美国有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那份致电里，邓小平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
吉米·卡特也在期待。当时在中国多次播放的电视采访节目里，卡特说，“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建交)感到何等高兴，届时对邓小平副总理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美国人民这种喜悦的心情。”由于这个电视节目，卡特意外发现，“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中国以及邓小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展现的变化与力量，足令世界惊叹。美国《时代》周刊描述说，(1978年)也许其他一些人比邓更为世界所关注。吉米·卡特可望通过自己成功的对外政策再次赢得民心;波兰运动员兼学者型的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荣登教皇宝座(约翰·保罗二世);加利福尼亚退休的实业家霍华德·加尔维斯提出了一个“第十三号减税倡议”，得到了美国选民的热烈响应和赞同;在圭亚那的丛林中，狂热的巫术预言家吉姆·琼斯对自己的信徒们导演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及自杀“白夜”，致使913人丧生。“然而”，《时代》周刊给出结论，“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邓小平的头像登上了1979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1978年，相对贯穿全年的主题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年末，格局大变。对外: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和美国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国内: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潮旋起，新年到了。
如何重构中国并破解中国未来发展难题？邓小平的1979年——进行战略抉择的一年，开始于美国之行。
作为一个起点时间，1979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为83.4元，全国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705元。24年后，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告，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这是中国这艘“航空母舰”转向后，一个初步的结果。
“在你想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几天后，甚至十多年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仍然很兴奋，“一个10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个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
美国时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的飞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两个小时后，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顿晚宴，地点在布热津斯基家。“邓副总理喜欢吃什么？”时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碰到的美国人，不仅兴奋而且好奇。柴的答案很简单，“小平同志喜欢吃辣椒，你们不会做辣菜。他想吃的东西你们这做不了，你就把你们最好吃的拿出来就行了”。
在这次晚宴上，卡特总统能够记住的，同样与菜肴相关。在席间，布热津斯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里，卡特写道:“邓想了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卡特由此得出结论，“邓小平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
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对此有另外的判断，他观察的邓小平，“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
在那几年间，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家，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曾出任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1976～1980年)的埃尔维因·魏克德描述过他亲历的故事，“对方谈话很单调，他按捺不住了。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客人还未意识到，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对有着这样性格与风格的中国领导者——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单调与枯燥，显然不是邓小平乐意忍受的。“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原来说只采访一次，但采访完了以后，小平同志认为这位记者提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他主动提出今天没有谈完，下次再接受一次采访。”
当布热津斯基作为总统特使于1978年5月21日第一次见到邓小平，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言归正传，“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接下来，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一头栽入我在与中国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
曲折，是中美建交过程一个恰当的描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柴泽民回忆说:“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但是没有实现建交。尼克松在1972年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就讲到，在我任第二届总统期间，我一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水门事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以后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就职，他在1975年12月访问中国，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也讲，在我第二届总统当选之后，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果他在竞选过程中失败了。所以，卡特总统一就任，他就提出来，要在第一任，也就是四年之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国国务卿万斯1977年8月代表总统来到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交换意见;第二年5月，布热津斯基来了。“布热津斯基一看到我们领导人之后就表示，我们要在今年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当时的中国方面联络人柴泽民说，“6月份就开始中美国建交谈判”。6个月后，双方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
就是在那次见到邓小平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希望能够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回请主人一次，“邓微笑着接受了”。
美国时间1月29日晚，在出席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时，邓小平在祝酒时再次强调中美建交公报里的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中美建交进程中，另一层国际环境变化也在进行。1977年初，越南开始在与中国毗边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方针，稍后开始驱赶华侨……邓小平赴美前，1月15日，在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散发遭邻国侵略的声明，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同意的社论:《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这一形势一路发展，1979年底，12月24日，苏联入侵阿富汗。
美国媒体对未来可能的变化，有更为强烈的本能与好奇心。
美国时间1月31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与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采访，问题非常直接:
吉姆·莱雷尔(公共广播公司):副总理先生，中国是否由于柬埔寨的局势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打仗？
邓小平:有人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无论是对待全球霸权主义还是对待地区霸权主义，我们都采取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
莱雷尔:那我是否可以把这个回答看作是一种肯定的表示，即中国准备为柬埔寨问题打仗？
邓小平:我们支持柬埔寨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至于采取什么步骤，需要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不是单单由我们一个方面来决定的。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邓小平这次采访内容，第二天即由《人民日报》发表。2月17日，也即在邓小平对此表态半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20多年后，邓小平的这种表达方式仍为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所注意。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魏克德曾向德国媒体透露说，美国人希望明年(1979年)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德国记者当时采访就此询问邓小平，邓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他笑一笑又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他说这番话是10月中旬，两个月后，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你很难说他没有表达什么信息，更关键的是你如何接受他的信息。”美国哥伦比亚中国问题专家跟向记者这样分析。
与传统的对手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与传统的“盟国”越南开战……起伏跌宕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重要的解释:“中国的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交如此，打仗也如此。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982年)时，邓小平说，“中国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
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坚持始终的一条主线。另一条主线是:稳定。1982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钱其琛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注意到苏联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这一年，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
抵达美国的第二天，美国时间1月29日上午，在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后，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此后两天，双方持续进行了三次会谈)。这是一个精彩的开场白，会谈开始时，柴泽民回忆说，“邓小平先问，你们国会有没有作出决议会谈不准抽烟？卡特说，我的家乡乔治亚州出烟叶，烟叶很多，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抽烟。邓小平说，这好，我服从”。接下来，卡特在其回忆录里写道:“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们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
香烟成为邓小平的形象符号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获准在中南海紫光阁采访邓小平，邓一如往常掏出香烟，华莱士也要了一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不过，后来在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坐在主席台的邓小平接到了一位代表纸条，建议邓小平在会场内不要抽烟。邓看过立即把烟灭掉了。
邓小平与卡特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签字仪式)充满愉快气氛”，卡特描述说。这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这一时刻，卡特回忆说，“人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精彩邓小平并非这一刻。在卡特1月29日(美国时间)的日记里: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又轻松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小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们时，流露出真诚的情感，确实是全场轰动。他吻了许多孩子们，后来报纸上说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热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卡特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的缘故，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其他儿童最喜欢的人，都愿意同他挨在一起，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他们双方的。”
美国时间2月2日，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邓小平访美的第三站。这座城市因为邓小平戴上美国象征的牛仔帽而让当时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印象深刻，现在又因为姚明——休斯顿火箭队有了最大的“主场”:中国。
看上去，休斯顿可能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最后的机会。这位因与列宁做生意而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美国人，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没有得到任何见到邓的机会。哈默自己推测，“可能我同苏联长期的关系，政府担心我会成为中国人所不欢迎的人”，“卡特的顾问班子千方百计让我避开”。
“我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我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了——而且因为我是卡特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哈默终于得到允诺:他和弗朗西丝有票出席在休斯顿为邓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
休斯顿西蒙顿竞技场布满了安全警卫，幸运的是，入口处的那位验票姑娘知道哈默的名字;不幸的是，这位姑娘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哈默没有表现出他的气恼，他问宴会在哪儿举行，得到答案后，他说“我的名字肯定在那里的名单上”。俱乐部特工核对了名单，仍然没有“亚蒙·哈默”。哈默要求看一看名单，他发现了问题，“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鲍勃·麦吉是我们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被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去了”。
哈默终于进入俱乐部。当他们走向自己的第五号桌，“他们”的座位已经被人坐上了，哈默并不认识。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哈默夫人弗朗西斯脸上挂不住了，“咱们出去吧！”哈默断然拒绝，“他们现在不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的”。
邓小平救了哈默夫妇。50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列队欢迎进场的邓小平。当邓小平走到哈默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他冲着哈默笑起来，握着手时说道，“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啊。”
“我非常愿意”，哈默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噢”，邓小平把手一挥，“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哈默回不了“他们”的第五号桌了。坐在这一桌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来也成为驻华盛顿大使)说，“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坐在一起”。章文晋起身将哈默夫妇送到邓小平的主桌，邓小平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这顿晚宴，邓小平一直通过翻译与哈默交谈，“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在自己的自传里记录下这段历史后，哈默更得意的是，“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坐在那儿对我怒目而视，但是他无可奈何。看到邓对我的欢迎如此热情，他很难开口说，‘此人没票，是混进来的，应该把他赶出去。’”
三个月后，哈默带着16个人进入中国，“仅在一周之内，我们就在北京签署了四项初步协议: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水稻和化学肥料。”更精彩的是，哈默将中国的大熊猫带进了美国。1982年，哈默向邓小平表示，如果大熊猫能跟中国奥运会队伍一起出现在洛杉矶，会对美中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其实这个想法并非始自哈默，当时，“各种美国的委员会和代表团都曾向中国人讲条件、谈交易，希望将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结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哈默很幸运，“当我和邓提起此事，他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
2月11日。邓小平结束对美国、日本访问回国第三天。这一天官方文献很郑重地记录:(邓小平)审阅国务院技术引进领导小组《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作出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这一次谈判中方重要的负责人是李岚清，当时他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1978年底开始的谈判，主要目的是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 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 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 venture作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对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 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作为中方重要的谈判人，李岚清说:“我们接到这个批示以后，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批示。”官方文献记录这一事件后，有一个长长的注释，“后因种种原因，中国未能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创办合资企业达成协议，但是从这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同外国建立如德国大众、北京吉普、瑞典迅达电梯等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就自己的印象而言，李岚清说:“在1978年时，邓小平就有了这个构想(合资)。但是作为一个具体项目的正式批示，在我的回忆当中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1月17日，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回忆当时的邓小平，“坦率真诚”。邓小平对荣毅仁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邓小平文选》里，有明确的表述:“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几天之后，荣毅仁拟就了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这次还有后来几次与邓小平的谈话，荣毅仁回顾说:“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触及到了政府转变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明确提出的‘政企分开’的思想。”
荣毅仁建议成立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当年6月得到了中央批准。荣毅仁回忆说:“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国务院精心安排在7月8日正式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际，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
在看到邓小平“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后，李岚清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调查有没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跟他们搞合资，“我也问了通用公司，他们说南斯拉夫有个工厂跟他们搞合资”。“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项淳一回忆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事实上，这个时候彭真已经根据中央的决策，亲自主持讨论中外合资法。李岚清回顾，“我本人参加过七次讨论。我们请了香港企业的朋友，也请了美国一些教授帮助”。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全部收集起来研究”。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草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议，重点是要不要限制外资的比例。
彭真邀请荣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专家讨论此事。荣毅仁提出对外资不限比例。但是，全国人大紧急委托我驻外使馆，查找各国相关法律，结果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的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49%”，“决定重大问题要2/3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在他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49%和2/3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
项淳一回顾这部法律，“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常原则，因为中国还没有外资进入的足够经验，特意把原则制定得相对简单。而后，国务院又制定了相关条例。但可以说，这部法对吸引外资到中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6月28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谈到了这部即将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说，“这个法不是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其他六部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6月18至7月1日)上获得通过。中国制度与秩序的重建，自此走上正轨。
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随即成为邓小平准备全面推广的改革开放的稳定基础。
理论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到4月初结束。前一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这一背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解释说，“三中全会前，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不同意以实践标准检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立场，受到与会者的严肃批评。但由于会议内容多，未能拿出更多时间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理论宣传人士集中起来，深入讨论，搞清是非”。
从时间顺序上看，真理标准讨论，最初源自江苏学者胡福明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写成于1977年9月，并投到了《光明日报》。促成胡福明写出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动因，是那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胡后来解释说，“这两个‘凡是’出来后，把整个拨乱反正压下去了，平反冤假错案不可能搞了，那不是给你当头一棒吗？”但是，文章寄出去了4个月，胡福明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一年11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原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回忆说，“胡耀邦要重新研究路线斗争，他讲过一个报告，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提出了两个原则，反应很好啊，因为他不仅强调讲毛主席，还讲实践，这证明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了。学员都鼓掌，耀邦也很得意，就说我这个讲话怎么样？后来我说，你这样讲，学员就发生误解，以为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那就不行了。两个标准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违反实践，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那怎么办？那就没有标准了。”事实上，孙长江的这番思考是直接讲给他的同事吴江的，吴江把这个想法跟胡耀邦谈了。胡耀邦说那你们写一篇文章，就讲实践。这个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了胡福明的那份稿件。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这份稿件，1978年5月10日终于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次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此文刊发，“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形成最尖锐对峙。
邓小平给这场讨论予最有力的支持。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邓小平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次会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篇讲话里评价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延续。10月，组建班子，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邵华泽总结二十多位写作组成员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下在如何领会小平同志的指示、领会他的意图，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如何去体现他的思想。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导，这个决议根本不可能作出来”。检索《邓小平文选》，一年多时间内，对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邓小平有九次重要谈话。
回望自己的过去，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对自己有个精彩的评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这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4月5日～28日)，广东分管经济的书记王全国做了三次发言。事后王全国拿到根据发言整理的文字稿，很奇怪那时候自己能讲出那样的话来，“那时我就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事后我有点奇怪，那个时候我怎么就讲出这个话来。可是确实讲了”。这些发言，作为中南组，作为广东要向中央常委汇报的，“习仲勋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他是第一书记嘛。我就把我的几次发言归纳若干条，由张汉卿(当时习仲勋秘书，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主任)整理好后，仲勋同志带去汇报。汇报了，当时中央常委也是赞成的。然后习仲勋同志带着这个意见去跟邓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那句话就是在这次汇报过程中讲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时，态度就已经非常明确，“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想法。1978年8月19日，在与文化部负责人讨论问题时，说着说着，邓小平的内容从理论走到了“物质”，“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80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这年年底，在准备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提纲时，邓小平又写上了这条，“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好起来！富起来！问题在于如何开始，从那里入手破解这个难题。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习仲勋和杨尚昆跟邓小平汇报，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王全国回忆说:“最早提出来，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找到特区这个破题之点，王全国说原因之一与上一年访问欧洲关系很大。“这是由副总理谷牧带队，省部级干部十多个，加上局长们三十多个的访问团。都是熟悉经济工作的，可以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详细考察。”谷牧回忆1978年5月的这次对西欧五国访问，“我走之前，小平同志找我谈过话。(他要求我)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访问团回国后，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集体总结，总结以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整整汇报了一天。王全国回忆当时，“一方面汇报，他们一方面议论，一方面也问，我们也答”。后来王全国与谷牧再碰面谈过这次出访，“谷牧同志说，这次欧洲五国的访问，对三中全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轮改革，为什么广东会占先呢？王全国给出的答案是:我回来以后除了向省委汇报，还在中山纪念堂开5000人以上和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干部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特区的未来之路，在80年代看来，未必那么顺利。1980年11月，中央决定，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与任仲夷，接替调回北京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主持广东工作。稍后，梁灵光回忆说，“深受刺激”，“我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一次在会上发了个参考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租界的由来》。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央方针政策啊、讨论改革开放啊，弄出了那么一个材料。”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甚至成为80年代初期的社会话题。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在杨尚昆、王震陪同下到了深圳、珠海，梁灵光说:“我把这称为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南巡。不过，这次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重要的是，梁灵光回忆说，“回到北京后，他同政治局常委同志讲，很明确，他说，广东现在最重要的是放而不是收。”
时隔八年，1992年，邓小平再次到深圳。与上一次不作任何表态不同，当时的陪同者、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从我们到车站接他开始，我们感觉到，当他踏上深圳这块土地，心情就非常愉快，处在一种兴奋状态，说话很多，不管是我们陪他参观，还是我们给他汇报，或者在坐车的路上，他经常插话，有的长有的短，有时讲得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讲。”就在当时，李灏和他的同事们私下议论，“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要专门形成一个中国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果然，这一次南巡及其讲话，再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
事实上，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话题已经涉及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官方文献对此的记录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南巡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7月11日。邓小平到达黄山脚下。
当他知道已经为他准备好第二天上山的滑竿后，对陪同的万里说: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同时特别交代，不能因为我来黄山而妨碍群众游山;这次是利用休假来黄山的，对外不宣传。第二天，在慈光阁，邓小平对欢迎他的黄山管理处职工与闻讯而来的中外游客说，“这个山，我一定要上”。陪同他登山的工作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劝他走慢一点时，邓小平回答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后来，邓小平回到黄山观瀑楼，对迎候他的万里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这一年，邓小平已经75岁。
邓小平的桥牌故事，因为聂卫平“放水”，邓聂搭档宕了六个。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其结尾是，聂卫平说:“当时老爷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创了世界纪录了。后来他还对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喜欢挑战，是邓小平性格的一面，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发掘出邓小平性格的另一面，“他打牌争输赢，但从不赌钱。谁输了就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
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万里回忆说:“我和小平同志的关系是比较久的。我是冀鲁豫的，冀鲁豫后来和晋冀鲁豫合并，归小平同志领导。”解放后，邓小平去西南局主持工作，又挑上了万里。邓小平从西南去中央开会，万里说，“回来后该传达的他都传达了，我们还想多了解点情况，他说你们没有必要问。我们两人打牌时就打牌，从来不谈工作”。
显然，邓小平攀登黄山时，万里是没有可能与他谈工作的。不过，这个时候在安徽主持工作的万里，压力之大，出乎想象。
上一年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包干。他们立下字据: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公粮;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干部的儿女养活到18岁。这是一个后来被广泛传颂的传奇，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事件。这一突变的背景之一是，1978年，安徽遇到百年不遇大旱，粮食减产，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这年9月，时任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的王郁昭主持召开了全体公社书记会议，会议上，有书记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一个公社搞不上去，两个公社搞不上去，我们全地区242个公社为什么都搞不上去？难道我们整个地委，我们的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王郁昭深受刺激，他要求大家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后来王回忆，“县上先介绍了一个公社的经验，他们把棉花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因为那一年大旱，要把这个棉花的苗保住，就把棉花包产到户了。结果它的棉花的产量比上年增产50%以上”。王郁昭一方面派人调查，总结经验，一方面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汇报，王回忆说:“万里同志看了以后很高兴，说这个经验很好，要求我们把这些典型材料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一个县选一个公社或者一个大队进行试点。”稍后，王郁昭又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去看，去看他们的情况，看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就要求也要包产到户。事情并不顺利，这个时候，万里回忆说，“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搞包产到户”。所以，王郁昭说，“我们地委不能讲包产到户，实际上地委想搞包产到户，但是就是不能这样说，就提出了三户一组，包产到组”。
麻烦还是来了。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报纸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当时，王郁昭正在嘉山县考察工作，听到这个广播后马上往地委赶，路过光明公社，“一进门，公社书记就说，地委书记来了，正好，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后来滁县地委研究决定，“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这个时候，万里到了滁县地区，听了这个情况，“万里说，三级半核算有什么不对？作为报纸来说，你可以登你的读者来信，我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坐车，我也可以。报社不能管饭吃吧？到了秋后老百姓没饭吃的话，我要找你县委书记，你县委书记要负责任”。有了万里的这一表态，王郁昭说，“给我们很大鼓舞”。结果这一年滁县地区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省比较，增产幅度最大。
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一事，邓的意见很简单，“不要争论，你们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召开了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但未对包产到户发表任何意见。曾志描述邓小平性格，“他自己不能讲话，他一句话都不讲，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很干脆，马上给你解决”。从亲人的角度观察，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说，“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
第二年，邓小平说话了(1980年5月31日)，“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年稍早一些时候，万里回忆:“胡耀邦把省委书记们找来，搞不搞包产到户请大家发表意见，最后达成协议在贫困地区可以搞。当时我说，你走你们的阳关道，但独木桥不要给我们拆掉，让我们走一走。”
各种质疑仍然困扰着王郁昭们。1980年，安徽全省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已经达到99%以上。王郁昭是在巢湖参加省委会议时看到邓小平那个讲话的，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讲的主要也是安徽的情况，“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就叫秘书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把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这一年国庆节前，中央颁发了75号文，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中央连续发了几个1号文件，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开。
回顾这段历史，后来升为安徽省省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郁昭总结说:“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改革从哪里入手呢？我们中国改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中国的农村。”
看起来，中国最近20多年时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多数都能在1979年发现端倪。3月29日，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邓小平明确提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三年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在《唐宁街的岁月》的那本自传里，撒切尔这样描述当初她的谈判技术安排，结果，往谈判桌上一坐，撒切尔写道，“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1997年7月1日，香港如期回归祖国。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渴望在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土地上走一走的邓小平，已经离开了我们。
中国有什么样的未来？1979年，邓小平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3月21日，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邓小平找到了一个定语，“中国式”——“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自己的发现，“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邓小平后来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说:“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四个现代化——中国式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12月6日，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时，邓小平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那个词:小康。2002年，中共十六大，“大会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总结近代中国，“在邓小平看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其终生不渝的追求。在四届人大上，他和周恩来就宣布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负责制定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1956年邓小平和刘少奇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24年后。2003年12月10日，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商学院伯顿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里发表演讲:“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
(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时间，均采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主笔◎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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