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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邓小平实干和创新精神始终引人注目。这一简单实用的政治理念不但使中国平稳度过了25年的改革历程，而且还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在引领中国趟过改革开放的“深水区”。
1979年，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动荡岁月的邓小平和千百万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的国家。此前的20年里，“越穷越革命”的认识标准和决策的失误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无疑石破天惊，不但将中国人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还为此后系统出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理论作出了有远见的铺垫。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温宪元认为，在解放中国人思想方面，邓小平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邓小平提出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开始发挥作用。
为改变中国贫穷的面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选取有8亿人口的农村作为“过河”的起点。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并取消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农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建制。这种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迅速走上致富道路，过上了祖辈不敢想象的“好日子”。
如果说选择农村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是水到渠成的话，那么1980年在沿海地区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的构想无疑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
在给予经济特区难以想象的优惠政策和决策权的同时，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希望是“杀出一条血路来”。
事实上，当年被邓小平定为“改革试验田”的特区大获成功，不但没有出现设想中可能出现的导致特区“关门”的大问题，还为中国其他地区和许多正在经历经济转轨的国家提供了众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以昔日渔村深圳为例，1980年至2003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8.3%，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4669.3亿元。目前，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居于全国大中城市的第4位。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评价说，“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印证了邓小平“深圳就是社会主义”的判断。
深圳大学特区和港澳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东斌说：“深圳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最富有激情的作品之一。”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通向繁荣、富强的路程上，中国开始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曾经泾渭分明的概念联系起来看待。
在不断取得经济改革成就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在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终身制后，邓小平作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判断，开启了中国建设制度文明的政治改革路程。
久居北京的美国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龙安志最近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在于他以务实和渐进的模式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成功经验，“这种务实的精神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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