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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科研人员下海第一人、当了十四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的纪世瀛自称是那段变革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个马前卒。回忆起自己当初的创业历程，纪世瀛感慨地说：邓小平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批下海的科研人员来说有救命之恩！
二十四年前，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纪世瀛的宿舍门被叩响了，进来的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主任陈春先。当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在中科院物理所一个破旧的平房里诞生了。陈、纪等人也成了北京第一批大胆下海的科研人员，为今天的中国“硅谷”中关村播下了第一粒火种。
如今有着“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已于八日辞世，作为陈春先的亲密战友，纪世瀛回想起当初作出下海决定的动因时说：“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的讲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作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下海意味着必须面对从一个最高科学殿堂到一无所有的艰难抉择。纪世瀛回忆说“正是小平那种改革开放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一定要下海，尤其是在一九八0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肯定了小岗村几户农民嗑破中指写下‘包产到户’的血书，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纪世瀛也一度被视为臭老九，一度被打成反革命，到农村一干就是四年。一九七三年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职务，纪世瀛得以平反回到中科院。“我们这一代人被压抑，没法为国家做贡献，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后，把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催促我们下海了。”纪世瀛说。
“在创业的初期，有人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骗子一条街，说我们扰乱了科研秩序，打乱了科研人员的思想，腐蚀了科研队伍等等一系列大帽子，甚至一度还被查封了。”纪世瀛感慨地说，“那段时间，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后来中央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肯定了纪世瀛等人的方向正确才使他们得以存活。
一九九0年，由于一场风波，中关村再一次面临考验。当时，有关民营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让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家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有人列出民营科技企业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要抢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苗子等一系列罪。
民营科技企业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还能坚持多久？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南巡讲话让人心浮动的中关村企业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纪世瀛回忆说，那年邓小平在珠海、深圳考察的都是民营企业，他考察了雅芳，考察了生化，跟那些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握手照相，指着民营企业说这里姓“社”，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解决了。
纪世瀛回忆起当初的心情时说“邓小平对我们真有救命之恩，尤其是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说，“这三个有利于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仿佛一下子我们就有了解放了的感觉，有了救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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