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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浦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向以生动比喻给人深刻印象。他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部交响乐，它的总谱就是邓小平写的。我们是有幸参加演奏的“演奏员”。
作为第一代首席“演奏员”——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赵启正亲历了浦东建设的最初七年。小平的深情教诲、战略指导，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赵启正感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浦东。“是邓小平直接作出的浦东开发决策使中国人民的夙愿梦想成真。”
赵启正说，建立东方大港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夙愿。由于种种原因，开发浦东的构想始终没有实现。只是到了一九九0年才正式启动。但是，如果光有物质基础，还是不足以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的。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和决断，浦东开发开放仍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
今天，浦东开发已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走进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和典型成果。
浦东开发实践邓小平“造几个香港”战略构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基于“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的战略思考，邓小平提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当时，香港还在英国的治下，是个自由港。许多人困惑：难道是要造几个自由港？
赵启正理解邓的话中深意，其实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有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全球化浪潮，迫切要求中国有几个能够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大都市。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具有这种地位。回归后的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国还需要“一国两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与香港形成互补之势，面对全球。
当时中国哪一个城市最具有这种潜力呢？首先是上海。邓小平在一九九0年三月初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抓起来是一条捷径。”一年后，他更加明确地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因此，浦东开发一开始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国际经济对话中心城市。
邓小平鼓励浦东后来居上
从针对浦东的一次次讲话中，赵启正感受到邓小平对浦东寄予的殷切期望：“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其实，在开发之前，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以它为试点，即使遇到重大困难，甚至失败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影响甚小。而上海则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就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所提供的税收，曾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以上海为试点，一旦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赵启正对此深有领悟地说：“在改革开放历时十年之后，在深圳开发已经获得基本成功之后，中央才下决心开始浦东开发。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责任心使然。”
邓小平鼓励浦东建设者：“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可以吸收经济特区等先行地区的经验，浦东没有理由不“后来居上”。十几年来，浦东就是在这种激励下，按照“后来居上”的要求去努力的。锲而不舍地把邓小平理论置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浦东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开发思路。如法规和规划先行，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面向世界开发，城乡一体开发，坚持社会开发，重视功能开发，促进联动开发等等。
依然时时情牵浦东的赵启正确信，与有形的物质收获相比，这些开发思路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起作用。邓小平开发浦东、辐射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战略设计将进一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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