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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六集大型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百年小平》。这部电视片首次采用口述的形式，通过一百多位亲历者，讲述一个个真实感人、生动鲜活的故事，讴歌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伟大人格、崇高风范。
该电视片由新世界出版社以文图形式出版，21日该书面市发行。
尽快恢复高考
(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李琦，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参加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李琦：1977年8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以后的第一个会议。当时我是教育部副部长，他通知我们请一些同志来开会，并提出几个条件。条件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后来参加会议的好多同志都是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还戴着这样的帽子。
查全性：在会上，我把情况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一下，建议恢复高考。我讲了以后，小平同志就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我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我们也说了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小平同志就问西尧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我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他问我，报告送出去没有？我说刚送出去。刚送出去还来得及追回来，小平同志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他这么一说，大家就热烈地鼓掌。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查全性：我记得当时新华社有个女记者，她说今天会议上放了一个大炸弹。据我所知这个消息在北京市传播得非常快，差不多两三天，整个北京全都知道了。
就叫经济特区嘛
(谷牧，原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5月，中央派我去西欧五国考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他很重视这件事，他说很需要出去看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了解一下我们的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他说资本主义的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过来。
我觉得小平同志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许多对外开放的重大政策的决定都是他提出的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他提出的。包括特区这个名字也是最后由他确定的。那时候我们去请示他，说特区现在有的叫来料加工区，有的叫对外经济合作区，不统一，中央应该给个确定的名字。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就叫经济特区嘛。
1981年，东南几个省走私很厉害，许多人片面地把这笔账算到对外开放的头上，认为打击走私就不能搞对外开放，搞得很紧张。我把这种情况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改革开放中间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改革开放的前进中来解决，不能停下来，不能走回头路。所以，1984年小平同志专门又到沿海地区跑了一趟，我的体会是走私这件事虽然压下来了，但是对外开放究竟怎么样他不放心。他去看了，一路给大家鼓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说我是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施燕华，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1980年2月21日、23日，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两次采访了邓小平。当时意大利的总统要访华，所以说法拉奇到中国来采访邓小平是走了后门的。
法拉奇有个特点，她问问题很刁钻，但是你如果回答得好的话，她会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你回答得不好，或者你敷衍她的话，她会对你印象很不好，把你写得很坏。她对邓小平的印象好极了，第一次采访之后，邓小平说我们时间不够了，今天要吃饭了，肚子要闹革命了，下次再见你一下。她高兴得不得了。她回来以后说好极了，她用英文说了好几遍我特别喜欢他。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上全文登载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记录，前言里面她就写了一段，她说我对邓小平问了许多尖刻和不礼貌的问题，甚至是有点儿侮辱性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始终是微笑的，回答得非常坦率，这就是法拉奇为什么那么喜欢邓小平的原因之一。她还跟我说邓小平跟我的父亲一样，我怎么说都能原谅我。两次采访邓小平近四个小时，两人短兵相接，她问的问题都很尖刻，邓小平同志没有提高他的语调，总是非常平静，而且有时候还要笑一笑。比如讲到赫鲁晓夫，法拉奇就说我们都说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说，在西方人家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说我是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砍头我也跟你去
(卓琳，邓小平夫人)我和他是1939年夏在延安认识的，他跟邓发从前方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住在一个窑洞里。他可能对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起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轻，不能这么早结婚，拒绝了。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没有知识，说话说不到一块，所以我就不敢跟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后来他没办法，就找我谈了两次，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是个知识分子。反正我早晚得结婚，那时也23岁了，于是就同意了。
结婚以后，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在后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过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没办法，只好带着家属。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发配到江西去了，一个月只给我们二百块钱的生活费。我们住的“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为了调剂生活，我们就开了一块地。那时候我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楼，都得要老爷子拉着。那时候的生活很有趣。我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拉着老爷子。我们种菜就是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我就拿着小板凳坐着捡石头，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再跟别人要点种子，种些茄子、辣椒、韭菜这些容易种的东西。他负责施肥、浇水。
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没办法。他去世的日子，我们就预先买一些鲜花瓣，在院子里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说话，一边叫着他。
家里永远是热闹的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文化大革命”中，我1968年去山西插队，1969年被允许探亲。1970年1月，我很高兴地从山西回到江西，到江西以后，我就糊里糊涂地被带到步校，看见爸爸妈妈时，特别高兴。我穿着在山西劳动时穿的旧军棉袄，又破又脏，四处开花，棉袄中间还系了根草绳。我告诉老爷子，我们干活时就是这样。反正老爹、老娘看到我挺高兴的。我跑去看我家的菜地。我说，哎呀，这么好的地，我给你们开地种吧。我就把地都挖了，老爷子也帮着挖地，后来我哥哥还帮着拿一个竹筒切掉一半，从我们家的水池子处修了一个栈道，这样就方便浇地了。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后，他们端不动水，浇不了地。
爸爸妈妈特高兴，可算把我们都盼回来了。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临走时，奶奶和妈妈帮我收拾行装，还给我带了好几十斤米，好多腊肉，叫我都背回农村去。那时候农村比较苦，吃的东西比较差一点。
我走的时候，妈妈眼泪涟涟，老爷子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反正挺平静的。他从不轻易表露感情。
老爷子晚年的时候，我没事就坐在他屋里的地上，和我儿子打扑克，老爷子不打，不看电视，也不出去，就是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们，也不说话。
我们挺高兴，也挺心酸，老爷子辛苦了一辈子，一辈子辉煌，到了晚年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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