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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写遍大侠最服小平
到那里时，邓小平已经在厅门口等我们了，我赶紧说不好意思，让您老人家这样等我们。
小平给我递烟点烟，说：“这样谈话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邓楠后来见到我说，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看几页。她说，我爸爸平时操心国家大事，休闲的时候就看足球比赛或者看你的武侠小说。
来到金庸位于港岛北部海滨的公司，首先入眼帘的，是一副挂在玻璃门上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落款“金庸”。相反，公司的名字，则被写在间的玻璃隔断上。金庸用他12部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的头一个巧妙构思的这副对，无疑已成为这位拥有最多读者的华人作家“名片”。
信步走入，却被告知金庸先生还没有到。窗外，香港刚遭遇过一场暴雨的“洗礼”，空仍然阴沉沉的。大约晚了10分钟，走进一个个头不高，拎着公文包的儒雅男士，浓重的南方口音说道，“抱歉我来迟了”。睛一看，正是万千读者心目中谜一样的人———金庸。
“这样谈话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金庸宽大的办公室里，临海两侧镶嵌着落玻璃，如画框般勾勒出维多利亚港的迷人海。内壁以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为墙，上面摆了《明清家具》、《中国古典音乐》等各种书籍，有几排架子上陈列着金庸各个版本、各种装的武侠作品。
金庸创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喜自己每部小说的正面人物，但最佩服的还是小平。他说：“邓小平先生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小说里有些人物，例如郭靖，被打下去然后爬起来，也是很坚忍不拔的。但小平在局势利时，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要让步就让步转弯就转弯，讲究策略。郭靖遇到事情，却是往直前不会转弯的。”
他一脸认真地说，小平比郭靖他们聪明，做人的模范。
坐在书柜前的沙发上，金庸的思绪回到了98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当时，作为香港新闻界第一人，金庸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有机会亲口表达他对这位伟的敬仰。
“那天我们一家四口，我和我的太太及儿、女儿，在廖承志先生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看望邓小平。廖先生的司机临时肚子痛上厕去了，结果我们迟到了。到那里时，邓小平已在厅门口等我们了。我赶紧说不好意思，让老人家这样等我们。”
很快，金庸就感受到这位伟人的个人魅。时隔20多年，金庸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天很热，我穿着西装，邓公穿着长裤和夏威衫。他一见到我就说，‘我们粗人，衣服不整’。后来他又让我脱去西装。他说，天太热了…咱们不用拘礼。”
金庸对小平说，“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见到你，感到很大的光荣。”小平则给金庸递点烟，说“这样谈话就是朋友，不要拘束”。
谈到这里，金庸脸上掠过一丝幸福的笑。
“我们有共同语言”
两人，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海阔天空起来。谈得最最重要的，他问我，查先生，世界上到底多少种社会主义？我说不出。我去过很多社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同，所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
“他说，对对对，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实行。中国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没有具体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谈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邓小平告诉金庸，内地的干部今后要朝年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将来他会以身作则，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休。邓小平还鼓励当年57岁的金庸，“你还年轻，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谈得深入，金庸对邓小平说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观点。没想到，小平也很干脆：“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意了。”
邓小平以宽慰金庸的口吻说：“你的(《明报》)社评大部分我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您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嘛。但大家爱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语言。”
邓小平还关切地询问金庸，有什么意见要提？
“我想了想说，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家认为非常好。我百分之一百赞成，全心全意赞同，希望你们不要改动。”邓小平说：“对对，我们也希望不要改。”
说到这里，金庸禁不住赞叹，邓小平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大胆地，很有勇气地”根据中国形势，提出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
金庸强调，“做人做事就要这样，不能固守教条，认为祖宗的就不能变。”
邓小平是金庸的书迷，这是当年邓小平亲口告诉金庸的。但金庸谦虚地表示，这是邓小平“随便讲讲”。得知邓小平那里没有他的全套作品，回到香港后，金庸马上托人送给邓小平一套。
“邓楠后来见到我说，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看几页。她说，我爸爸平时操心国家大事，休闲的时候就看足球比赛或者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庸答曰，这是“很光荣的事情”。
“一言可为天下法”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金庸很早出来支持。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金庸随后加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做了大量工作，也数次得到邓小平的集体接见。
谈到有关“一国两制”的一些言论，金庸说：香港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都没有改变，“一国两制”完整无缺。
金庸说，香港回归前，港督由英国派来，立法局的议员全由港督委任，港督还可以解散立法局，遣散议员。而如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港人协商选举产生，选举在即的第三届立法会中，30名议员通过直选产生，30名议员从各个功能组别选生，比过去进步很多。所谓香港没有民主自由的说法，是“胡说八道”。
不仅如此，金庸接着说，香港受益于“一国两制”，得到中央政府很多“优待”，作为港人他特别高兴。
“过去英国政府派兵到香港，英军的大部分军费要由香港人负担，而如今驻港部队的军费，港人则不用掏一分钱。香港人还不用向中央政府交赋税，难道这不是优待吗？”
回放邓小平与金庸
金庸最想见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祖国内地。
1981年，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1972年9月，金庸先生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又花了10年时间，整理《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接到访问内地的邀请时，金庸修订《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上达邓小平同志处。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邓小平将会见自己的消息很快传递到了金庸先生处。金庸十分高兴。他一一发函给在内地的亲友，请他们到杭州会面。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在杭州读过书，当过记者，他的一位亲妹妹也住在杭州。
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这次有特别意义的旅程。
7月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金庸：“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很感荣幸！”
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
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热情询问金庸儿女的姓名。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合影留念之后，两人坐下谈话。
他们的第一个话题是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金庸：以邓先生的功绩，你却不重视个人的名位，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很少见，令人敬佩。
邓小平：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当领导的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会坏事。
邓小平与金庸谈到了《明报》的社评：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谈话间，邓小平突然发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金庸：“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笑着说：你说不上不要紧，我也说不上，我看总有一百多种吧。
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
金庸：我最佩服邓小平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1985年，金庸先生被聘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金庸先生在多种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说这句话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邓小平曾经会见过他。早在邓小平“落难”之时，金庸就表露了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当时，中国内地正轰轰烈烈地搞“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被“打倒、批臭”的“中国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偌大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邓小平会“复出”。
金庸：邓小平送我“熊猫”烟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了金庸先生，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今天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当年9月，《明报月刊》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在一周内连续加印了三次。
邓小平：金庸在内地第一位读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国内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说论稿》中指出：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
严家炎在北京中关园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小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邓小平成了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内地人士。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金庸简介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早年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任职。后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形成《明报》集团公司。
查良镛先生五十年代中期起应报社之约，开始写作连载性的武侠小说。到七十年代初写完《鹿鼎记》而封笔，共完成了十五部。他曾用其中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串在一起，编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他的小说既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又对旧式武侠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作了全面的革新。这些作品以古代生活为题材，却体现出现代精神，同时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而赢得亿万读者的喜爱，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评、短评，切中时弊，笔锋雄健犀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
八旬老人侠士风骨
金庸，集报人、编辑、学者、政治家多重身份，诸般才干于一身，但最令世人啧啧赞叹的，无疑还是他的武侠小说。读者爱金庸的小说之余，免不了透过字里行间去遐想作者其人，或者寻求与这位大师的心灵对话。
“编故事是我的特长，别人学不到的”
金庸自己则一边强调“不好吹牛”，一边表示“编故事是我的特长，别人学不到的”，兴奋与得意之情难以掩饰。
他解释说：“写小说也是一门艺术，艺术家是讲天分的。我天生会讲故事。同样的故事或笑话，别人讲的不好听，我添油加醋说起来就好听了。”
这样的天分也在小说写作中尽情挥洒：金庸每天编一段故事，先想再写，只要一小时就写好了，而想的时间则不一定。“如果灵感来了，一下子就想通了，有时故事结构摆来摆去都不满意，想的时间就长了。”
写人物，金庸可谓“信手拈来”。他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像岳不群这样反复无常，靠耍阴谋诡计过活的人，现实生活中有，但可能没有这样坏，没有这样厉害。如果我的朋友或认识的人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人物，小说中也很难创作出来。”
“比方说我认识你之后，了解了你的个性，如果我的小说中没有写过你这样的人物，我就多了一个(备选)人物。”听金庸侃侃而谈，仿佛看见他只身匹马潇洒地游走于小说与现实之间。
“我最喜欢人家问问题”
这位有着“大侠”美誉的作家，“不大会去欺骗人，人家要来攻击我也不大容易”。
应对问题与挑战，金庸可以把它转化成人生的乐事，侠士风骨豁然可见。念及此，他的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容。
“我太太最怕我演讲时别人提问，而我最喜欢人家问问题，你问得越快，我脑筋转得比你还快。你最好问最难的问题，我马上就会很快答复。最好有10个人同时问问题，我10个一下子全部解决，下面听众拍手鼓掌，我享受这种感觉，这是最愉快的。”
“我在大学讲书，也不怕学生问问题，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别人以为我答不出，我还是答得出来，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也坦白说，回去查书，明天再讲。”这是为人师长的金庸，豪放中不乏“实事求是”的做学问之道。
文以载道，作为通俗文学作家的金庸早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小说传达的人生体验，金庸起身，从书架中抽出一本最新版的《书剑恩仇录》。翻到序言，找到这样一段文字：“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的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他接着写道：“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湎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如果说教育的真谛是教人幸福，那么，金庸的作品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三毛语)”，发送的也是幸福的召唤。
“人与人合才其乐无穷”
功成名就的金庸，现在正在“花功夫做学问”，准备写一部《中国通史》，以“民族融合”的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鸿篇巨制的浩大工程，观点引发争议，都没有让金庸却步。
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与人斗不一定其乐无穷，人与人合才其乐无穷”，“我与你斗争，大家面红耳赤打架不开心。我与你和好做朋友，才其乐无穷。”
他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并不是靠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而是得益于各民族的大融合。汉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融会团结在一起，互相通婚，互相做朋友，血统融合，文化同化，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也一步步强大起来。
就人口大省四川而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那里的居民与汉人，在文化上有差异，人的面部特征也不同。现在，四川人与我们浙江人、广东人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是我的历史理论，我准备写一部分初稿，聆听专家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专家觉得能够行得通，我再继续写下去。”
金庸最近赶到西安，向那里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求教，怀着一股求知的虔诚，“(我的观点)请你们指教，如果错了，我重新再去想过，不要让我错到底。”
对错之间，金庸不输做人；对，金庸展现的是追求真知的胆识与勇气；错，这位80岁的老人也不失大气与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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