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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事者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甚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伊然为新旧学术交替时期之学界泰斗和领袖。而其与南开大学的一段旧日渊源，也颇值得称道。
南开大学成立伊始的二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日渐活跃和繁荣的时期。诸说层出，观点纷呈，被大多数学者目为又一度的“百家争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机，引发国人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更深人的思考，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和动摇；于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便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出现了国学研究的热潮。梁启超便是其中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战后游历欧洲，归来著成《欧游心影录》，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地位，并说西欧文明还需要中国文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引起学界的很大反响。他同时还坚持教育救国论，开始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因而便和同样致力于振兴民族教育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同声共气，相应相求。
1921年9月，成立仅三年的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开学式。梁先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盛赞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南开：“……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瞩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启超鼓励南开学子：“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西欧文化，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
其后，南开大学遂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讲演的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举行，后来每周又增加二个钟点。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规定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口才又极佳，每次演讲两三个小时之久，而毫无倦容，诚可谓诲人不倦；他的演讲受到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几乎倾校而动，而且还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梁先生授课非常认真，凡因事误课必定补讲；并且还进行正规的考试，考试第一次便收到121份答卷，几占全校学生之半数。讲座结束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关系甚是融洽。
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编撰的“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后经整理，便以同名著作出版，风行一时，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也倍受学界所推重。而梁先生之讲座对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自可想见。梁启超对南开大学的感情是深厚的，尔后他曾多次来校讲学。1922年2月，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式作演说，对于“青年元气之培养”等问题，再三注意，开导周详。他指出，从学校到社会是人生最危险时代，青年人对婚姻、职业等诸方面尤其需要谨慎；从而鼓励南开学子要“从物质、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的资料”，“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观”，养浩然正气，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坏习惯作斗争。1923年7月，梁启超与胡适等名学者应聘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3年春梁先生又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他不仅自己亲自来校作学术指导，而且还曾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如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如张君劢梁漱溟、蒋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以朴实、精进的学风和优秀的教学质量知名于海内外，这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和由衷赞扬。他曾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特别是在他承办中国公学时，便常常引南开为先导与楷模；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发展也多所属意，尽心擘画。早在1921年，他亲撰《为南开大学劝捐启》，即指出，“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学教育，则不可不以私立为官立之助；私立大学有诸多优点，“在我国教育史上，若宋之鹿洞、明之东林，其性质皆为私立大学，而一朝文化系焉。方今百度更新，兹事需要，益如饥渴。而十年以来，完善之组织尚未有闻，斯亦士大夫之羞矣。南开大学者，其基础建设于中学之上。南开中学之成立有十七年，……学科之完善，校风之粹美，既已为海内外所同认。三年以前，主校事者鉴于时势要求，深感进设大学之必要。藉各方面有力之赞助，幸而获成，分置理商文矿四科，历级已届三年，注弟子籍者将及四百，规模粲然具矣。……某某等为公为私，皆深感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他吁请“凡属爱群自爱者对于兹校直同负爱护扶助之责，愿竭绵薄以赞厥成”，对南开关怀切切。梁启超还一度向张伯苓校长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并举荐张君劢为主任，蒋方震、张东荪、林宰平、梁漱溟等各任一门，预言“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
1922年底至翌年，梁启超闭门谢客，养病于天津，遂有在南开大学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南开周报》第54期(192年12月30日)刊发题为《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声》的消息，说：“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尽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近复闻任公先生已定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专与学校计议此事。吾人深望此番计议早见施行，稗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尔后梁启超即起草《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倡议“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并拟定：“院舍设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持相当之联络关系”。后来虽因资金、人事等诸多原因，此举遂搁置而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以及其对南开的钟情，却是足令我们常引以为念的。
1925年后，梁启超赴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任导师，而对南开却关心依然。1927年10月间，已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亲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弘毅”二字，并在《祝词》中说：“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敬写《论语》两字奉祝。频年丧乱频仍，全国教育破产，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任重道远，薄海属望。愿以此两字，与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谆谆厚意，尽在字里行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殁于北京协和医院，一代文化巨星殒落。可以说，南开的成长，是和众多学术大师的关爱、提携所分不开的。梁启超便是这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代表。抚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贤的鼓励与嘱托，将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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