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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值得称道的爱国教育家兼编导、戏剧家和外交家，较早地把西方教育思想和戏剧艺术介绍到中国并参与创建了中国两所知名大学；在中国早期话剧艺术地开创及现代戏剧形成和发展中做出过突出贡献；在国际交流和外交活动中担任过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首届代表并参与修订《世界人权宣言》。他就是张彭春。
提议创办南开大学
张彭春，又名蓬春，字仲述，人称“九先生”，1892年4月22日出生于天津。1908年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为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以第10名(共70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旅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第二批“庚款”游美生赴美国留学。1913年获克拉克大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即留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夏他怀着“教育救国”的宏愿回到天津，在南开学校任专门部主任一职，直到1919年6月。其间，1917年8月至1918年12月任代理校长职务。他在就任后，立即提议创办南开大学。8月21日他在新学年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提出：
教育为救国之大本，而教育所以能养成良美之国民者，要非使学生知识优美，道德高尚，身体强健不为功。是以大学之设，为吾校刻不容缓之图，而国魂之保守，毅力之增加，以期无负全国厚希教育救国之忱。
接着，8月22日他在邀集南开学校专门部师生的演讲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改办大学的具体建议，包括办学目标、学制和学科设置。在这个演讲中，他提出了南开大学生的最高标的是“发明新理为世界学问之先导”；低标的是要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同时在南开《励学》杂志《提议改办南开大学》的一篇报道中，也表述了上述思想。
这一提议震动了全校师生，也被严修和张伯苓所接受。1919年2月，张彭春被严修及张伯苓任命为南开大学筹备课主任，主持筹备工作。是日与严修、张伯苓、华午晴、马千里共议大学筹备事宜。他还主持起草了《南开大学计划书》，于1919年5月中旬出版。这份《计划书》包括“大学课程之详细规定”、校舍规划等，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大纲和蓝图。严修和张伯苓在募集办校经费时均随“捐契”附送《南开大学计划书》，为筹建南开大学募集经费也发挥了作用。
张彭春在南开大学发展中的几个关键时期都发挥过较大的作用：1929年末和1933年两次赴美，都是为学校募集经费的，1937年赴港澳募款3万余元。1945年抗战胜利后，师资、校舍、资金都缺乏。张彭春当时在美国为学校聘请教授回国任教。又在1945年10-11月代表校长回津视察校舍，并以他在外交界及政界(1938年曾被推为天津出席全国参议会参议员)的影响同军政、工商各界交涉、联系筹款复校事宜。在他的多方鼓动下，筹款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为顺利复校、迅速开学创造了良好条件。
致力于南开教育改革
1926年春，张彭春回到南开任教授。同年秋，在哲学教育系开设了“中学教育”课，研究中学课程的改造问题，并拟定适合于中国现代需要之课程标准。在英文系开设了“英文”和“现代戏剧”课程。在此之前，他在1917年-1919年曾担任南开中学的教育课程，1922-1923年他还到欧洲考察过一些国家的中等教育。回国后，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研究员，专心致力于中学教育的研究。1923年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国力北京师范大学合办中学课程研究班，学期一年，由张仲述主持。再此期间，他在研究班上和在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年会中等教育组多次作过演讲，并协助张伯苓主持南开中学的教学工作，潜心致力于中学教学改革。 1927年初，在他的组织下，“社会观察”课列为正式课程。暑假期间，南开中学召开了“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张彭春在会上作了《<开辟的经验>的教育》的专题报告。不久，他又在中学第二十三学年开学式上作了《如何使学校工作得较高得效率》的演讲，在连续召开的几次教职员联谊会上又作了《先生究竟要教什么呢？》、《学校工作改革的意义及改革的新组织》和《南开教育的一个新方向》等三次演讲。1928年3月又作了《本学期所要提倡的三种生活》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新方向。他指出，必须改革单纯重学科、重课堂、重考试成绩的教学方式。为此，他提出了“开辟的经验”的教育理论。他认为“现代教育应为开辟的经验的教育”，并指出学习西方不能模仿，“不徒在攫得现代化之已成物，尤在能创造更新之文化”，而“开辟的经验”即现代文化之出发点，而现代教育之目的，在养成每一国民之现代力。教育之意义，在以经验较广之人，协助经验少之人，锻炼其生活力量。他提出“学校工作，当以动作为主，学科为副”，进而提出了“开辟经验”的三动作：其一，是个人能力的锻炼，在思想方面须养成创造的思想，须养成能自动地搜索原料加以整理之能力，在身体方面，能养成敢于冒险并能忍辛耐苦之精神，在情感方面，须培养一种于大自然相融合之美趣；其二，是团体生活的能力的锻炼，应注意1.共同目标之领略，2.对“领导”和“随从”之旧观念须改变，变少数人处处做领袖为多数人凭其一技之长于社会中为领导者；其三，是生产技能的锻炼：1.应承认用思想支配物质与支配文字，2.注重实习。
1932年，他又提出了“力心同劳”的教育理论。是年2月13日，张彭春从国外回到天津。他在苏联和日本看到那里的半工半读教育，受到启发，便在秋季开学后的高一班办起了“新教育试验班”，开设了木工、铁工、印刷三个工厂进行试验。在1933年发表的《教育工作的一个新方向》一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大中小学的教育，认为“‘方式’是改了新，但是‘观念’仍然是旧的。仍然是创造大批的‘士’的出品”。因此，他呼吁“‘士’的教育之应改革和‘力心同劳’教育之应提倡”。“教育工作非要努力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不可，所谓新的方向就是：从消费的转向生产的，从动小筋肉的转向动大筋肉的，从舞弄笔墨的转向改造物质的，从靠人生活转向自食其力，从个人竞争转向团体合作。”这在当时破除封建教育思想是有积极意义和革新精神的。
中国现代话剧的倡导者
张彭春在留美期间，就对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在学习哲学与教育专业的同时学习戏剧。在1915年2月以前，就“已著短剧数篇”，现在已经找到的剧本有《闯入者》、《灰色的人》和《醒》三个剧本。其中《闯入者》于1915年在《南开季刊》(英文)发表。《醒》剧于1916年10月起在南开分别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出，并于当年12月用汉、英两种文字对照本于《南开人》杂志发表。这批剧本是在我国话剧还处在文明戏时代，而以欧美现代戏剧的结构模式创作的，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现代戏剧剧本。连同张伯苓在1908年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亲自编写、亲自导演是演出的《用非所学》一剧，可以说是我国话剧最早直接由欧美引进中国的、中国人自己用中国题材编演新剧的最初尝试。1918年校庆时演出的《新村正》是张彭春以欧美现代戏剧观念和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相融合，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的伟大主题――反帝反封建革命。“《新村正》的问世，宣告本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他还改译了许多外国名剧。如《争强》(根据英国高尔斯华绥的“Strife”与万家宝合作改译，1929年)、《谁先发的信》(根据英国米尔恩同名剧译)、《财狂》(根据法国莫里哀的《悭吝人》与曹禺合作改译，1935年)。他根据多年的舞台导演经验，按中国观众的习惯，对“一切文化承平”进行改造。把五幕的《悭吝人》改为三幕的《财狂》，人物和环境都中国化，为改译外国戏剧积累了经验。
张彭春1916年9月被南开新居团公举为副团长兼任导演，这是我国学习西方导演艺术在国内执导话剧的第一位导演艺术家。据史料，30年之间，他先后导演了二十多个剧目。他除了导演本校创作或改译的《一念差》(1916)、《醒》(1916汉、英语)、《一圆钱》(1918)、《新村正》(1918)、《争强》(1929)、《新村正》(改编本、1934)、《谁先发的信》和《财狂》(1935)外，还导演了许多中外名剧：《奇特拉》(1924)、《爱国贼》、《压迫》、《获虎之夜》、《可怜的斐迦》、《国民公敌》(以上1927)、《圣泉》、《少奶奶的扇子》、《瞎了一只眼睛》、《小麻雀》、《娜拉》(以上1928)、《西方健儿》(与赵绍熊合导)、《归来之夜》、《艺术家》(以上1935)等。其中特别是《财狂》的演出，轰动了华北，郑振铎、巴金和靳以等都从北平到天津来观看演出。张彭春在多年导演中取得了丰富的导演经验。他在《关于演剧应注意的几点――原则和精神》一文中谈到许多艺术规律，如“一与多的辨正关系”以及动态中的“急缓、大小、高低、动静、显晦、虚实”等“动韵”规律等等。他在与梅兰芳的合作中，还对中国的传统戏曲――京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尝试，如废除检场陋规，净化戏剧舞台，对剧本的删削改良，减少纯交代性重复场次等。他对传统戏曲的优秀演技的吸收和继承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中西文化交流及国民外交活动
除了前述张彭春把西方现代戏剧艺术引进中国以来，早在1921年他就同洪深一起共同创作了中国民间故事题材的话剧《木兰从军》在美国演出。
1930年2月作为梅兰芳剧团的导演兼顾问，先后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地组织演出活动。1935年又被梅兰芳剧团邀请任该团总导演，先于1月21日赴美，后又于3月21日赴苏联进行访问演出。这几次演出都按照张彭春对这些国家的了解，选择了美、苏人命所易于接受的剧目，如第一次在美国选出了《刺虎》、《汾河湾》、《春香闹学》、《打鱼杀家》、《霸王别姬》等优秀剧目，并且进行具体指导：在《贵妃醉酒》一剧中他提出减少进酒、调情等的次数，使演出由原来的45分钟减少为25分钟。成功地把中国民族地优秀传统艺术介绍给西方人民。在访问中，张彭春还在苏联会见了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和丹钱柯，彼此交流了戏剧表演艺术经验。张彭春还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193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一年，1932年3月曾赴苏联考察，1933年6月到加拿大德班夫市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后到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讲学一年，1936年又赴英国在伦敦等地和牛津，剑桥等10所大学作学术演讲，同时考察教育。访苏后，他在南开大学作了《在苏俄所看见、听见跟想到的》、《共产主义的哲学背景》、《苏俄教育状况》和《苏俄戏剧的趋势》等演讲，介绍了当时苏联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英国期间，介绍了中国文化的变迁。同时，伦敦伊文思公司出版了他的相应著作《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毁。张彭春到西南联大任教授。1938年6月，他被选为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1939年1月，他请长假赴美致力于国民外交活动。在美国，他发起组织“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同美国30个和平团体联络，争取支持中国从事抗日救国的斗争。
从1940年起，他先后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驻智利全权公使等职。
1946年1月，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他作为中国代表之一，被派前往参加。大会期间被任命为社会经济理事会代表。1947年7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并任历届驻联合国代表。1952年初退休。
张彭春在抗战胜利后的演讲中回顾自己往事的时候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个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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