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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有受众如此描述时下中国一些传媒的风格。一股弥漫在新闻报道中的低俗之风，已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中国传媒界的“四大公害”，并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
有学者把当前中国传媒界的低俗之风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一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报道细致描写淫秽情节；二是一些事故报道过于直接，场面过分血腥；三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隐私生活和其他花边新闻；四是炒作；五是虚假；六是媚俗。
广州今夏有30多人因酷暑死亡，某媒体戏称为“广州酷毙30余人”；南京一行人死于车祸，当地一家媒体的标题竟然是《骑车人“中头彩”惨死》。更令学者担忧的是，原本只在娱乐、社会新闻领域作怪的低俗，现在还蔓延至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报道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指出，传媒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一些追求平民化的媒介迅速成为传媒新锐，但市民化特色有时走向了极端，从强调人情味、趣味性到煽情和感官刺激，甚至制造假新闻。一些媒体专注于如何取悦和迎合受众低级趣味,满足人性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以为如此能够赢得受众和经济效益。事实上，这种低俗之风已经引起了受众的强烈不满，其中以学生家长的抨击最为激烈。36岁的北京市民李清说，现在一些电视台把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难以启齿的肉麻语言搬上了荧屏，有的节目还怪招迭出，把小孩子拉进娱乐节目，什么“宝宝秀”等，把小孩子打扮成成年人的样子，主持人甚至还教三、四岁的孩子唱情歌，以博观众一笑，节目的“示范”效应令人担忧。
北京十一学校管杰副校长对一些电视节目中人物的粗俗语言深恶痛绝。他认为：“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应该为人们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文明形象，尤其对青少年，这种形象更加重要。”
中国的传媒业20多年来发展迅猛，报纸种类从不到200种增加到超过1000种，期刊数量由几百种增加到超过7000种，电视台则由700家增加到3000家左右，这还不包括小型的有线电视台。此外，网络迅速兴起，中国网民数量年底可望达到一亿之众。“强大的传媒网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尹韵公说，“正因为如此，传媒界的低俗之风越来越成为不容小视、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专家指出，传媒的低俗化，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道德缺失直接相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刘笑营博士说，一些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单纯着眼于经济效益和所谓的“吸引眼球”，作风浮躁，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和社会良知。
“低俗新闻一时吸引了眼球，但损伤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不仅误导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对缺少辨别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来说，伤害更是巨大。”中国记协自律维权委员会负责人孙正一呼吁，传媒绝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不能为了“轰动效应”而制造“精神鸦片”、“文化垃圾”。
早在今年4月，中国记协已向全国新闻媒体发出呼吁，抵制新闻报道的低俗之风。但孙正一说，媒体低俗之风一段时间收敛了很多，但由于监督不严，风头一过，一些媒体又故态复萌。
尹韵公说：“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对培养一个民族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至关重要，媒体要自律，同时要建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尹韵公认为，媒体应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帮助政府化解矛盾，形成公共的价值观，不能成为格调低下的社会丑恶现象传播的舞台和载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如何兼顾社会责任和市场效益，既给媒体提出思考，也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个考验，政府要充分考虑文化产业结构性平衡的问题，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强硬干预，此外还要满足社会文化多样性、多元化的需求。学者们指出，从根本上遏制媒体低俗化现象的蔓延，除了政府的有效监管，媒体的自律外，更重要的还要有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与强化，同时还要加强对青少年辨别能力的训练，建立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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